“杨治华在卢公馆的照片 实习记者王绍涵/翻拍

解放前，杨治华在巫家坝机场

    距离卢汉将军起义已经63年了，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杨治华老人仍历历在目。起义当晚发生的一切，犹如电影画面般，铭刻在了老人的脑中。老人说，他之所以讲述这些，除了希望后人了解那一段历史外，更重要的是想让人们认识一个真实的卢汉，“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说他是投机分子，我要告诉他们，卢汉不是这样的人”。尽管已经88岁高龄，但只要一听到有关卢汉的“歪论”，老人就会像卫士一般站出来，坚决捍卫长官的荣誉。

    ●人物简介

    杨治华 1924年出生于云南昭通，与“云南王”卢汉是老乡。16岁参军，在卢汉为司令的第一集团军特务营中当兵，之后经特务营营长龙泽汇推荐，成为卢汉的贴身副官，负责卢汉的日常生活和保卫工作。一直到1950年卢汉赴北京定居为止，追随卢汉10年时间。云南解放后，杨治华调入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目前离休在家。

    起义前的准备

    联系中共同时串联四川西康

    其实早在1948年的时候，卢汉看到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人心涣散，便不愿再与蒋介石走下去了，并逐渐萌生了起义的想法。决心下定后，卢汉立即委派邱秉常（原卢汉下属师长）到宣威县任县长，开始与中共滇东北地委联系，并建立了宣威县临时政府，即两面政权。邱秉常与宣威地区地下党负责人耿介取得联系后，他前后两次到昆明卢汉公馆汇报起义事宜。

    在这之前的1947年9月，蒋介石曾准许卢汉到东北慰劳滇军六十军、九十三军，并派专机“美龄号”由北平送行政院院长张群、卢汉到东北沈阳。在吉林市六十军驻地，卢汉在给六十军下属军、师、团长讲话时交代，要他们“审时度势，保存实力，万不得已，自谋生路”。

    1949年，卢汉曾派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到路南县、寻甸县与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多次见面，并联系商谈起义事宜。之后，他还送了两卡车枪弹到路南县交给边纵。送物资的时候，卢汉吩咐我去查看。为了保密，他派了两名日本司机开车。这两名日本司机的名字我还记得，一个叫记昌纪，一个叫孙嘎林（这两个司机是日本投降时卢汉由河内带到昆明在省政府工作的）。

杨治华向记者讲述那个时期的历史 实习记者王绍涵/摄

    这年2月份，卢汉又派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宋一痕转道香港去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说明他的想法，表示会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他的这一想法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欢迎。回昆后，宋一痕向卢汉传达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的指示，他们要求起义必须等到解放军到达云南边界时才能行动。

    为了扩大起义范围，卢汉还派第六编练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卓立去四川，与四川省主席刘文辉、西康省主席邓锡侯联系，希望他们到时一同起义。在为起义所做的准备工作中，龙泽汇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协调工作都是他直接参与的，还有当时的民政厅厅长安恩溥，也为起义做出了很大贡献。

    因中央银行案枪毙21人

    “不愿做，但老蒋不会放过我”

    这中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1949年2月的一天下午，省政府秘书长朱景宣到卢汉办公室汇报，说中央银行发生抢劫，起因是金圆券发现有假，导致很多老百姓拥挤进银行兑换金圆券，形成抢劫。随后，警察抓了100多人关在近日楼上。

    晚上7点多，卢汉下班到了南屏街西口。审判现场设在明星理发室里，理发室门口放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但卢汉没有坐，一直站着听昆明市长曾恕怀汇报情况。现场官员有龙泽汇、安恩溥、朱景宣、马英、谢崇文、林南园等。当时，案件审问了一会儿就开始枪毙人，审问内容主要是年龄、住址、职业和家庭成员等。

    我记得有一个十八九岁的男青年，是被审问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长相眼睛斜、头偏向后仰。他说，他在化工厂做活，路过案件发生地时，看见很多人挤进银行，就跟进去看看。他说他不是来抢银行的。听完青年的申辩后，卢汉说：“工人要好好干活。”然后左手一挥，说了一句“放走”。整个审问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钟，总共枪毙了21人，所杀人员大部分是社会闲散人员。

    审问期间，卢夫人打电话到这里，说家中有客人等，于是卢汉便坐车回到了青莲街公馆。到家后，卢夫人责怪他怎么不思考好就做出这么一件大事来，卢回答说：“这么大的一件事，我也不愿做，但是老蒋会放过我吗？”

    赴重庆前先约好联系暗号

    如被扣押就用大名发电报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妄图把西南，特别是把云南作为最后的反共基地。为了拉拢卢汉，他便召卢汉到重庆去商谈。因云南准备起义的风声很大，卢汉担心去重庆被扣押。于是，临行前他紧急召见了军政主要负责人，提前安排起义相关事宜，并约好到时电报联系暗号，如果他在重庆被扣押，就用他的名字“卢汉”发电报，没有的话，就用“永衡”（卢汉的字）。卢汉是怀着生死难测的心情飞赴重庆的，随行人员有秘书长朱景宣、省党部主任裴存藩。

    到重庆后，蒋介石派张群等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汉，并安排他与蒋介石同住在一处。重庆晚报也以大标题登载了云南省主席卢汉抵渝见蒋的消息。在重庆的时候，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时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及白崇禧等一度电告蒋介石，说卢汉不可靠，建议将其扣押。但张群则在蒋面前说卢可靠，说他连家眷都送到香港去了，这样，蒋介石才放弃了扣押卢汉的想法。

    蒋卢会谈时，蒋介石要求卢汉解散云南省参议会、关闭地方报馆、封闭大中学校、逮捕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围剿边纵。对此，卢汉表示服从命令，但同时向蒋提出自己兵力不足、财政困难。为了拉拢卢汉，蒋介石同意将云南10个保安团扩编为两个军（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七十四军，军长余建勋），并拨100万大洋给他作为军费。

    卢汉返昆后，当晚就叫我去通知共产党员杨青田和进步人士杨明、杨维骏等人，要他们暂时离开昆明。当日，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徐远举也来到了昆明，他们是来监视卢汉行动的。9月9日，卢汉宣布抓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当天共抓了四五百人。对于抓到的人，毛人凤上报卢汉，要求他批准执行这些人的死刑（共有27人，头一名就是杨青田，其他我记不清楚了）。卢汉非常着急，于是便让绥靖公署军法处长杨振兴找法律依据拖延，说：“一个也不能杀，判刑随他。”

    蒋介石秘密到昆明督战

    卢汉说“他的算盘打错了”

    在“九九整肃案”中，卢汉是留有余地的。在大逮捕后，卢汉曾面嘱昆明市长兼警察局长曾恕怀说：“对所有人员要优待照顾。”当军统特务头子沈醉等人一再要求执行时，卢以“杀人过多”、“罪证不足”为由，拖而不决。

    1949年11月初，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来到昆明，卢汉组织多个群众团体上书请愿，要求从宽处理“九九整肃案”。同时，他授意国民党元老李根源，恳请李宗仁以代总统的权力批示此案“交卢主席处理”。李宗仁走后，卢就将所抓捕人员全部释放了。

    这一年，蒋介石来过一次昆明。早几天的时候，蒋经国就已先期抵达，并住在卢公馆里面，与他一起来的还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秘书长。我与卢汉住在五华山光复楼四楼。一天早上，蒋经国打电话给我，说请卢主席接电话，卢汉接电话之后吩咐我叫司机待命。没一会儿，蒋经国就到了五华山，并跟卢汉坐车一起到巫家坝机场。到机场的时候，蒋介石的飞机已飞临机场上空，欢迎的人有中央驻滇军、特、宪等领导人，云南地方领导人只有卢汉一人，整个行动非常保密。

    下飞机后，蒋介石乘车来到了青莲街10号卢公馆，并召集中央驻滇军、特、宪和云南高级军政人员开会，布置要把云南变为最后的反共基地。开完会后，蒋介石当天下午就乘飞机去了台湾。对于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卢汉后来说：“蒋的算盘打错了。我是云南一千三百万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哺养起来的，我不会使云南老百姓遭殃。”而后的11月份，张群曾两次到昆明与卢汉商谈，并要卢汉担任西南军政公署长官，对此，卢说：“感谢总裁的信任，但我难以胜任。”

    起义时卫兵枪支走火

    吓坏被扣押的7名国民党大员

    1949年12月6日，蒋介石再次召卢汉到重庆，卢推辞有病未去。当时，他已经在为起义做最后准备，但为了不得罪蒋，他还是派了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代替他去。8日，龙泽汇返昆，一同来的还有张群。龙泽汇回来后，卢汉就跟他商定，决定当天起义。决定作出后，卢汉随即面嘱绥靖公署警卫营长龙云青负责卢公馆的保卫工作，省政府警卫营长徐振芳负责五华山的保卫工作，并保持联系。

    随后，卢汉利用张群的名义下达了一项通知，通知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空军副司令员沈延世、宪兵副司令员李楚藩、参谋长童鹤林、保防处长沈醉，还有未通知的二十六军师长石朴天等7人到青莲街卢公馆开会。等他们到达卢公馆后，他们的副官、司机随身带的武器被收缴，而他们则被集中到一间房子看管起来。晚上8点钟，李弥问我卢主席怎么还未来见他们。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卢主席，卢推说家中有客人。此时，卢汉实际上就在楼上打电话，部署和听取起义的情况汇报。

    晚上8点过几分，卢汉说：“可以行动了。”然后，警卫营长龙云青就带领士兵到客厅宣布：“请你们起立，卢主席宣布起义了。”这时，一个士兵由于心情紧张，枪不小心走火了，这一枪把在座的人吓得目瞪口呆。(杨治华/口述 记者宋凯欣/整理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