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政委阮坤安 记者曲鸣飞/摄

    1982年，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毒源地——“金三角”的贩毒势力急剧膨胀。云南省公安厅率先在全国建立了新中国第一支公安专业缉毒队伍。当年11月，这支1000人的缉毒队伍开赴边境一线和交通主要干道沿线。

    第一批缉毒警察中，多数是退伍军人，其余的是从云南省内一些国有企业的青年工人中选拔而来。风雨30年，当年的年轻缉毒警如今怎么样了？在“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时，都市时报将为读者呈现4位新中国最早的缉毒警的人生传奇，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1982年的夏天，阮坤安从云南毛巾厂“跳槽”到了昆明市公安局缉私队，当了一名职业缉毒警察。那一年阮坤安20岁。

    “金三角”毒情泛滥

    中国第一支缉毒队伍应运而生

    1982年，云南省成立第一支专业缉毒队伍，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支专业缉毒警察队伍，这标志着我国禁毒事业进入专业化发展的新时代。

    当年成立这样一支队伍，它跟“金三角”贩毒势力全面膨胀有关。

    “金三角”和云南毗邻，是位于泰国、缅甸、老挝三国交界的三角地带，包括三国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这一带崇山峻岭，交通闭塞，经济落后。

    1886年英国入侵缅甸后，强迫当地土著居民大规模种植罂粟，制成鸦片销往中国。罂粟种植也最终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和世代赖以生存的传统经济作物。该地区已经成为全球海洛因、冰毒最主要的产地和销售地，也是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毒源地。

    针对当时严峻的毒情形势，1982年5月，云南省公安厅率先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上提出，在云南边境地区建立一支1000人的公安专业缉毒队伍，得到公安部领导的批准。

    一个月后，所有报批手续完成，编制下达、全省招干、集中训练、分配建队，11月，这支年轻的缉毒队伍就开赴边境一线和交通主要干道沿线。第一批缉毒警察，多数是退伍军人，有些人还参加过战争，他们脱掉军装成为缉毒队伍当中的一员；也有的是从云南省内一些国有企业工人中选拔进来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年轻。

    当年20岁的阮坤安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怀揣着对警察的崇敬，报名参加了考试。

    缉毒警要考语文、数学、历史

    他身高不够被“破格”录取

    1979年，阮坤安高中毕业。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他去云南毛巾厂当了一名工人。这个工作在当时已是备受同伴和同学羡慕，但他远远不满足于此。

    “1982年夏天，当警察的父亲从内部得到消息：市公安局要招缉私警察。退伍军人和青年工人都可以参加考试。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阮坤安说。当年，同样获得小道消息的毛巾厂同事也开始复习文化知识，一大批青年工人像备战高考一样准备缉私警察的考试。

    那时候警察考试没有一个严格的考核体系，语文、数学、历史是必考科目，其次是“听写速记”科目和面试环节。看上去容易，考起来难，阮坤安因为体检科目出现差错，差点跟警察职业失之交臂。

    “当时只说昆明要招缉私队员，只考语文、数学、历史。考完文化科目，还有一项是听写，上面有考官照着一张报纸念，发音还不标准，所有考生在下面听写，因为这个项目有好多人没通过，而我顺利通过了考试。之后便是严格的政审，有好几个都没过，比如家庭离异的、家里人有被判过刑的都不行。笔试完后，还要要参加‘目测’，相当于现在的面试。”阮坤安说。

    “目测”过程中，阮坤安还出点小状况：招考要求身高168cm以上，可他量来量去都只有166cm。庆幸的是，他笔试成绩全昆明第4，最后被“破格”录取。

    三个人一套警服

    谁出去办案谁穿

    两套警服、一副手铐、一支54式手枪、一支笔、一个笔记本，还有一个结实的军用挎包，上头写着“为人民服务”。这是当时新成立的缉私队全套装备。

    “一开始咱们还不叫缉毒队，对外称缉私队，直到1988年才正式给我们‘正名’，称为缉毒队。日常工作除了缉毒外，还要配合刑侦民警处理刑事案件，两角色轮换，很有意思。新成立的缉私队人手有一套警服，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做的。我记得刑侦队老民警三个人才有一套警服，公用的，平常就挂在办公室里，谁要是外出公干了才穿上，非常珍贵。”阮坤安说。

    当时缉私队只有两辆车：一辆北京吉普、一辆带斗的长江750边三轮摩托。不遇到重大案情，这两大件像“镇店之宝”一样摆在院子里，谁也不能动。为了出行方便，队里要求每个人买一辆自行车，外出处理一般的案件大伙都骑自行车。抓到罪犯，就用绳子捆好用自行车运回来。

    要当一个好演员

    心理素质不好会出人命

    当时的中国没有缉毒警察这个警种，这方面的经验教材也没有，全靠大家在工作当中慢慢摸索。

    毒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商品就有买卖关系。当时缉毒民警常常扮成买主，通过线人来获得交易线索，然后通过请毒贩吃饭、洗桑拿，再进一步掌握信息。

    “抓捕工作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要慢慢来，通过多次侦查，看外围是否有同伙。昆明跟边境有一个不同，昆明是一个大的集散地、中转站，毒品问题很严重，昆明的缉毒民警也是最多的，但我们做到了30年零伤亡，这说明我们的方式用对了。”阮坤安说。

    “一个缉毒民警同样得是一个好演员。”这是阮坤安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实际上，潜伏工作也是危机四伏的。比如正跟毒贩吃着饭，昔日一同事出现了，人家一上来就问“当警察的感觉怎么样”，遇到这事儿如果心理素质不好，就容易搭上自己和线人的性命。

    最大的一单

    查获毒品100公斤

    1990年以前，缉毒前线民警都靠“舔”来初步鉴定毒品。

    “1990年以后，我们缉毒民警才发放了毒品试纸。在此之前的缉毒工作基本上是，‘一看二闻三舔’，看上去颜色不正常、闻起来是刺鼻的、用舌头一舔很辣，那基本能确定是毒品。1982年到1989年，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手段也没有试纸，只能靠闻、舔，初步认定后就送到刑侦技术室去鉴定。”阮坤安说。

    1990年以前都是缉毒民警以身试毒。“舔一下，马上吐掉，不会上瘾的！”阮坤安说。

    从1990年到2000年，是阮坤安所在的昆明禁毒支队战绩是最辉煌的，这也是所有云南缉毒民警为之自豪的“辉煌10年”。因为当时，缉毒民警的单兵装备全面超越了毒贩的装备。

    “从1992年开始，我们有了国际援助，避弹衣是以色列的，非常轻便；对讲机是英国的，还有联合国捐赠的吉普车、三轮摩托。那时毒贩装备并不好，武器用的是54式手枪，这种手枪在‘金三角’属于‘买毒品送武器’，虽然杀伤力大，但也极少出现跟警察交火的情况。他们运毒通常是坐公共汽车，少数人也有摩托车，毒品运抵昆明后基本上只藏在一个窝点，那时一网下去基本能缴获干净。”阮坤安说。

    现在，毒贩们设备都很好，开奔驰车，住五星级酒店，窝点好几个，多数还在高档小区内。这些年，他们的反侦查意识也提高了，常常花大价钱从国外购置一些反侦查设备。“现在可以说是比较艰难的时期，不过所有缉毒民警都不曾害怕过。”阮坤安说。

    1994年，阮坤安通过线人提供情报，成功缴获了100多公斤毒品，毒资3千多万，立了二等功。“当时还查获了8台大哥大，28000元一台。这种手机我也是听说过，但没见过。缴获后就充公了，一些民警出去需要道具，这批大哥大也成了掩护身份的重要工具。”阮坤安说。

    人物介绍

    阮坤安，现年51岁，新中国第一批缉毒队队员，1982年从事禁毒工作，中共党员，汉族，曾荣立个人二等功3次、三等功7次、嘉奖12次，云南省新长征突击手，全国禁毒先进个人，现任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政委，一级警督。

    惊险故事

    巧遇老熟人

    差点暴露身份

    1992年秋，阮坤安化装成一个广东老板约一个带了好几公斤毒品的毒贩在昆明饭店吃饭，试图通过潜伏侦查来获取该毒贩的详细情况。

    “我跟这个毒贩在昆明饭店大厅里头吃饭，两个人天南海北地吹牛，聊得正高兴。这时从门口走来一人，我抬头一看，汗都下来了：毛巾厂的一同事。他像是要从我这边到另一桌去吃饭，远远地看见我了，走近了就问‘听说你现在当警察了嘛，感觉怎么样’”。阮坤安说。

    听老同事这样问，阮坤安几乎吓晕过去。“我控制住局面，马上矢口否认，说他认错人了。这个人看到我的眼色，估计也明白了，也连忙说‘认错人了’。毒贩有警觉了，不过后来总算是化解了过去。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中间的线人就会被对方残忍地杀害。”阮坤安说。（口述：阮坤安 撰稿：记者王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