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64周年华诞刚刚过去，新中国同龄人陈国萍想谈谈“十一”黄金周期间和丈夫、女儿、女婿、外孙一起到古都西安的旅程；谷国庆想谈谈他骑行必经之地滇池湖畔的变化；农妇姜春香想说说最近女儿给她买的那台电磁炉和村上最近组织的免费体检；从海口工业园区退休现在又在安宁长坡工业园区上班的邓永宁，则想聊聊昆明工业园区的变化。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国庆假期，我们寻访了4名与共和国同龄的“国庆人”以及4名今年10月1日出生的“国庆宝宝”的父母，他们有的在昆生活了一辈子，有的才从外地来昆几年。他们从未停止过对梦想的追逐：用汗水换来更好的生活，给子女提供好的生活、教育条件……一天天的努力中，原来的梦实现了，新的梦又在脑海里形成。就像医院里每天总有许多小婴儿出生，人们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每一个梦想，并用信念和汗水去浇筑。

    幸福是什么？是每一个微小生活愿望的达成。想吃的时候有得吃，想要被爱的时候，有来自家人、朋友、社会的浓浓爱意……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是由每一个国人的梦凝聚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国人共同为之努力。

    记者采访的“国庆人”梦想各有侧重，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希望自己生活的城市越来越好，他们坚信，“美丽春城、幸福昆明”的美好蓝图与中国梦、与他们自己的梦紧密相连。

    逐梦>>>

    这四位出生在1949年10月1日的共和国同龄人都是普通的昆明市民，他们生活的不同阶段，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都促使自己不断学习、进步、拼搏，他们逐梦的旅程记录下了社会变革的进程，每一个生活愿望的达成都在不断提升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指数。

    尽管已经64岁，他们对未来仍充满期待与动力。他们的努力，他们家庭的努力，是所有昆明人逐梦的缩影，也是中国人实现梦想的缩影。

    老水文地质工作者谷国庆的滇池治理梦

    5年后想畅游滇池

    1965年，16岁的谷国庆站在天安门广场，留下了与天安门的第一张合影。时隔多年，黑白照片里那个笑容爽朗的少年，如今依然有一双明朗的眼。“那年，我远远见过毛主席的背影一眼，满腔激动。”48年后，这个自认为内心依旧是个青年人的“老伙子”，坐在客厅里回忆，背后的落地窗外，是“见缝插针”搭建起的很多三四层高的小楼。这是双凤村，一个流动人员多、人口密集的城中村，最近的一栋白色小楼离他家窗口只有七八十米，住在五楼的谷国庆很容易就能看清那栋小屋灰色房顶上摆着一辆已经生锈的自行车。“我希望这个城中村能像其他城中村一样早点被改造，建成新的住宅楼或是购物中心。”他为自己泡了杯浓浓的普洱，茶汤色泽醇厚。

    谷国庆：1949年10月1日出生， 云南省水利水电设计院退休职工。谷国庆看着自己当知青时的照片感慨良多。

    1949年10月1日，谷国庆出生在河北定县一个农户家。“上世纪70年代我回过一趟老家，是很普通的农家，生活条件艰苦，主食就是吃用红薯磨成的粉。”被姥姥接生到这个世界上的第27天，还未断奶的谷国庆就被怀揣在襁褓中跟父母一起南下支援昆明建设。1974年参加工作后，他每个月都会从42元工资里匀出几元钱买卤肉小酒回家和老爷子一起共享。“那个时候，肉菜已经逐步放开供应，不用再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每人每月才有几两肉吃。”现在每月有3000元退休金的谷国庆说。谷国庆小时候曾有两个梦想，一是成为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个梦因为视力不好而夭折。另一个梦则是成为司机，“大约1992年，由于工作需要，我开上了一辆北京吉普。当时街上已经有许多汽车，这个梦想的实现没有给我带来太多激动。”

    1986年的一天，从观音山结束工作的谷国庆站在滇池边等摆渡船，“水清得很，我们一站进水里，就有巴掌大的小鱼游来咬我的小腿。”他伸手比划着说，“那些鱼特别灵活，一条都逮不到，一弯腰伸手下水，鱼就跑了。”谷国庆怀念那时清澈的滇池。

    如今，退休的谷国庆非常注重养生，喜欢骑车出行的他还特地买了辆2000多元的休闲车。现在他骑得更慢了，原因并非腿脚不好，“以前一骑到滇池边，就闻到很浓烈的腥臭味，巴不得快点儿骑走，现在滇池基本没有臭味了，只是还有些蓝藻。必须承认，这些年政府治理滇池确实取得了成效，环湖周边废水处理管道建设起来了，基本已经杜绝废水脏水排向滇池，现在牛栏江的水也引入滇池用于置换滇池水。”他说，“或许5年后，我还能像1986年那样，在夏日午后下滇池游泳。”

    市检察院退休职工陈国萍的教育梦

    三代人亲历教育变革

    谷国庆并不认识从市检察院退休的陈国萍，但两人都在1964年去过天安门广场。陈国萍也不认识谷国庆，她1970年被分到红河州一块甘蔗试验地上脸朝黄土背朝天劳作的时候，谷国庆也在陇川的一个村寨里挑粪种地当知青，这是共同的时代记忆。回忆起来，苦中回甘。

陈国萍：1949年10月1日出生，昆明市检察院退休职工。图为陈国萍夫妇补拍的婚纱照。

    “以前我只在电视上见过这样的跃层复式楼，完全不敢想象有朝一日自己也能住进来。”说话时，陈国萍7岁的外孙珠珠正在一楼的卧室午睡。在像珠珠那么大时，陈国萍已经开始和姐姐一起操持家务，由于家境贫困，上小学时她还一度辍学。陈国萍坐在客厅里回忆，“那时候的学费是一年3块5毛钱，不贵，但我家实在负担不起，后来我大姐生孩子，母亲就让我帮忙带孩子去。再后来还是班主任看不下去，替我交了学费，我才复学。那时候我们全家七口人住在黄土坡村子里的一间土坯房里，有一年发大水，房子都被冲垮半边，家里只有一张小桌子，这个做完作业再换另一个去做。”陈国萍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学习成绩一向较好的她由于家境问题，初中毕业时选择上中专，“一方面读中专不用出学费，另一方面一毕业就能参加工作补贴家里。”

    现在，7岁的珠珠在姥姥两层楼的复式房里占了两个做作业的地方，一间是二楼10多平方米的书房，另一间是一楼的卧室，学生专用书桌是开学时新购置的，上面放满了花花绿绿的彩笔。

    “珠珠现在的教育条件，别说是比我，就是比他妈妈、舅舅都好太多了。”陈国萍摸着正把玩具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外孙说。在女儿、儿子上中学时，陈国萍花费的精力还不如花费在珠珠身上多，“现在珠珠每一项作业都要签字，还有亲子作业。”

    陈国萍认为，这几十年来，从自己、女儿和儿子再到外孙三代人上学方面就足以看出教育的进步。尽管在滇池路上有着300多平方米的复式房，但周一到周五，陈国萍并不住在里面，“平时要照顾小外孙上学，我们在金牛小区专门租了一套房子，每天接送外孙上学、盯他做作业。女儿、儿子小时候的作业我和老伴倒是都有能力辅导，但小外孙的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没学过英语。”对于剪着锅盖头、时不时嘴里就冒出一两个英文单词的调皮外孙，陈国萍时常招架不住。为了保证珠珠的学习成绩，陈国萍还专门请来了妹妹这位退休的小学教师，“每天都要过来辅导孩子，教他做作业，帮他复习和预习。”今年7岁的珠珠每周还要到一家英语培训机构上两个多小时的英语提高班。

邓永宁夫妇。

    逐梦>>>

    退休工人邓永宁的产业园区梦

    大家多些奉献精神

    当16岁的谷国庆和陈国萍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16岁的邓永宁跟随家人一起从大理来到昆明。由于家里姐妹众多，谷国庆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机会，转而考上了“海口300号”成为军工厂一名普通工人。“这在当时就像成为一名解放军那样光荣。”邓永宁翻开相册，看着黑白照片中那个身穿军装的年轻人回忆，“每天站在生产线上操作仪器时都在想，这个产品到了战士的手中，将会发挥多大的作用呀！每天都想着要加班加点多干活，为筑起祖国的防线奉献自己的汗水。”

    64年前10月1日，第一声钟声响起的时候，大理邓家迎来家中排行第三的儿子降生，孩子的父亲早就为孩子准备好“永宁”这个名字。此时云南尚未完全解放，“永宁”这个名字，寄托了作为军人的邓家爸爸对于家国的所有期望——永远安宁祥和。

    从家门口打辆“摩的”到岷山公交车场，再转乘C11路，40分钟左右，住在省肿瘤医院对面的邓永宁就可以到达安宁的长坡工业园区。每周五下午六七点到家，每周一早上7点离家。结婚39年，邓永宁都是这样的工作节奏。

    从海口工业园区到长坡工业园区，距离不近，邓永宁也觉得其间的“代沟”不小。“以前在军工厂，总想着是为国家作贡献，巴不得能够加班加点地干活，干劲足得很，等到了长坡工业园区才发觉，这儿的工人做什么都谈钱。”这个内敛的老工人经常怀念以前军工厂的时光：“虽然是吃大锅饭，但大家都甘愿奉献，管理也像军队一样纪律严明。”他很想把军工厂的那套管理方法用在他现在管理的这个几十人的工厂里，但操作难度很大。“以前一个海口工业园区就有几个厂，不过规模都是几百人的，现在长坡这个园区就有100多号中小型民营企业，什么样的生产、加工企业都有，生机勃勃。”作为一名企业管理者和老园区工作者，他非常关注现在昆明产业经济园区的发展状况。“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要提高，实体经济非常重要，现在昆明在各个县区都布局了产业经济园区，而且各有特色，一、二、三产业都有布局，就我所在的长坡而言，每个企业每天都有订单，生产给这个园区带来了勃勃生机。”

    农妇姜春香的养老梦

    “送上门”的养老保障

    姜春香的名字和其他300多名同村人的名字一起，被写在一本薄薄的名册上面，紧跟着名字后面的是身份证号、住址以及“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的字样，这是他们购买新农村养老保险的具体情况。今年64岁的姜春香不识字，也弄不清楚村干部口中的“农村养老保险”到底是什么。但每个月她都要到富民县永定镇茨塘村委会领取65元的养老金。2009年一直到现在，一个月没断过。作为村里的低保户，她每个月还能领到些低保金。

姜春香：1949年10月1日出生，富民县永宁镇茨塘村农民。

    从未受过教育的她记不清也说不出政府发放这些钱款给她的原因，但她感觉到政府这几年发的钱越来越多了,这些钱就用来赶街的时候买些肉吃或者攒下来买药。她希望村里能赶紧开家药房。农闲，姜春香喜欢到村委会的空地上约伙伴们一起唱花灯。“村里专门给了我们一套钥匙，晚上去跳舞还给我们开电灯，不用出钱。”她有一个用鞋盒做的“首饰盒”，里面装着近几年来她唱花灯时所需的各式闪亮鲜艳的红头绳、发卡。她用右眼望着“首饰盒”，抚摸着盒子里一件件头花。“我的眼睛很小的时候就有毛病，小时候我爹还背我到红会医院瞧过，但后来没钱医，开了点药就回家了。”姜春香已不记得当年被父亲背着上医院时自己几岁。

    “我唯一的期望就是眼睛能医好。”姜春香坐在屋子门口，太阳光穿进屋来，洒在她黝黑且布满皱纹的脸上，望向远处的右眼珠上覆盖着一层灰白的膜。“这两年日子好了，我也有了一点积蓄，又让儿子带我上了趟红会医院去瞧眼睛。”50多年后，昆明城完全变了样，姜春香只有在儿女们的带领下才能进一趟昆明城，否则她连回家的车都找不到。可惜，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她的眼睛已经无法再治好。除了眼睛有问题，姜春香还患有高血压。加入新农合后，她每次上村卫生所就诊可以报销60%的费用，每次就诊处方药费限额10元，卫生院医生临时补液处方药费限额50元。尽管金额不大，但对于一个完全依靠种地为生的农妇而言还是不少。“50元钱相当于我从清早去别人家地里帮工干到下午6点钟的工钱。”她说。

    “这些年，村里盖起了不少小洋楼，过去崎岖的土路几年前也变成了柏油马路。”嫁到富民县城的女儿几年前买了辆桑塔纳，没事就开车来看看她，或是带她回西山区的娘家。姜春香还记得刚刚嫁到茨塘村的时候，由于公路不通，每次回娘家都得走上3个多小时的山路，现在坐女儿的小车40多分钟就到了。外孙女是孙子辈当中最有出息的，是昆明医科大学的学生，这些改变都让姜春香觉得“日子越过越有过场了”。

    姜春香把电磁炉插上电，按着电源键，把炒菜锅放上去，下水煮面。“这个电磁炉还是我嘱托女儿前两天帮我买的，才98元钱，用起来可省事了，中午干活回来，10多分钟就能吃上热饭。”

    姜春香戴着两个月前大儿媳妇给她买的一串项链，仿珍珠的款式，在她黑黄的皮肤上闪着的光泽。她爱极了这串珠子，晚上睡觉也不摘下来。“虽然我不跟儿女们住在一起，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会经常来看我，逢年过节经常给我买礼物。”老太太伸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圆：“前不久中秋，小儿媳妇还给我送来了两个大饼、一兜板栗还有一箱核桃。”对于未来的养老问题，这个独居老人说，现在孩子们还在各忙各的，我不想拖累他们，以后实在做不动了，再做打算。姜春香对目前政府以及家人对她的关怀非常满意，“村上每年都会给60岁以上的人至少安排一次免费体检，身子哪里有毛病医生还会开给我们药方。吃穿住行，现在样样都好。”

    旧物>>>

    一张结婚照

    “这是你吧。”

    “不是，这张娃娃脸怎么会是我的呢，我比他帅 。”

    “这明明就是你。”

    “你去找你的放大镜来仔细看看，这怎么会是我嘛。”

    陈国萍最近正在整理家里的老照片，想要做一本家庭档案，记录每一位家庭成员的成长历程。于是，夫妇俩拿着一个放大镜玩起了“猜猜你在哪儿”的游戏。

    在这本家庭档案里，陈国萍最珍视两张照片：一张是1980年左右和丈夫留下的“结婚照”，穿着波点衬衣的她当时已经结婚六七年，这还是在昆明上学的丈夫到红河去看她们母女时补拍的。那时，陈国萍和丈夫每月的工资加起来90元左右，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第二张照片也是“结婚照”，是2006年补拍的。有股泼辣劲的陈国萍说：“拍婚纱照还是我提出来的，就是想弥补这些年的遗憾。”穿着婚纱的陈国萍透过照片向所有人宣告她的幸福。此时，距他们购置家里的第一辆车已经过去4年。那辆香槟色夏利第一次开进小区院子时，陈国萍也曾非常激动。2008年，陈国萍卖掉了北市区的房子搬到了现在滇池路的一个小区，房子从90多平米变成了300多平米，工资从上世纪80年代的42元变成了3000多元。以前买辆自行车不吃不喝得攒两个半月，现在通过银行贷款买辆汽车三四年就能还清。她一年能去两趟香港，购置一些保健药品或是当季的新款衣服。这是1973年和丈夫结婚时根本想不到的，她原本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就在那个小城度过。

    1974年，邓永宁在亲戚撮合下与妻子结婚，当年就照了一张黑白照片作为结婚照。与陈国萍相似的是，几年前，邓永宁夫妻也重拍了婚纱照。没有年轻人的浪漫，却能感受到几十年的相濡以沫。

    18岁时，姜春香踏上了婚姻道路，从一个农村嫁到另一个农村的她没有条件留下一张结婚照。老伴去世后，她经常捧着6年前与老伴补拍的婚纱照垂泪：“吃不饱饭的日子都过来了，你却没能活得更长享享子孙的福。”

    时光在变，人情未变。即使时光老去，那颗逐梦的心却依旧年轻。

    育梦>>>

    4个“小国庆”燃起新梦想

    10月1日早上8时50分，市级行政中心会堂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歌声在人群中响起。那天早晨风很大，气温骤降，但国旗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如太阳般温暖着一群即将为父为母的人。

    截至当天下午5点，昆明市妇幼保健院共诞生了7个“国庆宝宝”，我们寻找到了其中4个“小国庆”的家人。

    2013年10月1日凌晨3点，徐家的“小国庆”在全家人揪心的盼望中降生了。“孩子暂时还没有取名字，因为是10月1日出生的，我们都叫他‘小国庆’。”徐妈妈看着怀抱在护士手中的粉嫩婴孩，柔声说道，“为了更好地照看孩子，在他上幼儿园之前，我都会做全职家庭主妇。”

    “小国庆”并不知道，就在楼上，还有两个和他前后一个多钟头出生的小伙伴：两位姓杨的小姑娘。

    今年41岁的杨志林是第二次做父亲了，他有条不紊地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还不时地给妻子念几个手机上的笑话，以减轻剖腹产后的疼痛，坐在狭窄的过道边，他偶尔伸头看一下熟睡的女儿。“她的脸胖胖的，像红苹果一样。”这个能说会道的房产经纪人最后只找到这么几句话来形容自己的掌上明珠。“女儿能出生在国庆节真是太幸运了，以后一逢‘十一’，所有人都会帮她庆祝生日。”杨志林很早就为女儿想好了名字：“她叫杨雨馨。我们希望她的人生永远荡漾着细雨之后那种温馨、充满活力的气息。”

    21岁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到现在，过了20个年头，杨志林和妻子的梦，伴随着女儿的出世，变得更加美好。“刚刚毕业的时候，我一个月的实习工资只有149元，日子捉襟见肘。那时候就想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车。”1997年，香港回归，杨志林和妻子决定辞职创业。“我们俩先后考了房地产注册经纪人证书，随后出来办了公司，从事房地产销售。”如今，杨志林有了车子、房子和一双儿女。20年前的梦，已然实现并且是超额实现了。为了小女儿以后的教育，现在家住北市区的杨正林打算新购置一套房，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有配套的小区，方便孩子就近入读。

    另一位杨先生是个环境影响评估师，在妻子一夜的生产过后，已然十分憔悴。初为人父的他不停地跑进跑出，一下要向护士询问妻子的导尿管具体怎么操作，一下又要到护士站问妻子的疼痛能有什么办法缓解。“9月30日来了医院两趟，中途回去了一次，晚上又来了。”病房里，杨先生的妻子同样憔悴，麻醉劲过去之后，伤口的疼痛让她闭紧眼睛，小婴孩的外婆则欢欢喜喜地抱着孩子。孩子的出生，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谈到教育，还是根据她未来的特长决定，我不会让她像现在昆明许多孩子一样，杂七杂八学很多不喜欢的东西，我们要让她集中精力，根据自己的天赋、秉性发挥优势。”而现在，令杨先生最头疼的问题是：“当老师的妻子产假只有3个月，孩子又是母乳喂养，满月之后孩子母亲一去上班，孩子的‘口粮’该怎么解决？”

    10月1日下午3点半，吴永芬还在产房外焦灼等待，头天晚上就被推进产房的儿媳一直不见动静。“这是我头一个孙子，我不会过多干预孩子们的教育，不过如果儿子有需要，我也可以帮忙带孩子。”孩子的爸爸就在产房门口心痒毛抓地等待着自己的幸福降临，时不时看下别家孩子出世的录像。

    刚刚迎来4个“小国庆”的家庭，带着各自的梦想。聊天中，记者告诉他们，昆明要提前三年在全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春城、幸福昆明”，他们都连声说“好”。吴永芬向产房里看去，喃喃地说：“孩子，未来你会过得更好。”（记者李双双/文 李海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