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清代云南鼠疫大流行 曾夺走147万人生命
欧洲中世纪时期，描绘鼠疫患者症状的绘画 资料图片
清朝末年，长春地区的防疫人员在清理鼠疫死者的尸体。当时东北三省的鼠疫防治工作总管就是华侨伍连德 资料图片
2014年7月，一只死旱獭传播的鼠疫杆菌，在甘肃玉门引发了一场骚动。虽然仅有1名死亡病例，但当地长达9天的疫区封锁隔离措施，证明了鼠疫这种甲类传染病的暴烈与恐怖。
回溯到200多年前的云南，一场大规模爆发的鼠疫夺去了147万人的生命。但那时的人们对病魔束手无策，能倚仗的只有巫婆神汉，求神拜佛。
面对瘟疫，不同时期的不同措施也在向人们证明一个真理：科学，只有科学，才是让人们远离病魔与愚昧的唯一方法。
“鼠疫一直在我们身边，我们多次看见它坐在我们的饭桌上或我们所爱之人的床头，看见它在我们旁边行走” ——阿尔贝·加缪 《鼠疫》
7月24日，甘肃玉门市的市民们终于感觉“松了一口气”——当天，甘肃省卫计委发布消息称，玉门市政府决定，于当日零时解除玉门市鼠疫疫区的隔离封锁。7月15日，一名病人被紧急送到玉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然而，这家二级甲等公立医院未能控制患者的病情，次日凌晨5时，患者撒手人寰。几乎在同一时间，当地政府紧急宣布：排查与这名死者密切接触的151人，全部进行隔离，并且对玉门老市区、赤金镇等4个地区实行为期9天的封城，人员“只许进、不许出”。
为期9天的隔离封锁源于一只旱獭——它携带着鼠疫杆菌，并传染给了人类。
携带死亡气息的“野味”
旱獭，就是土拨鼠，一种啮齿类哺乳动物。据媒体报道，玉门那名死亡的患者之前捡到一只死掉的旱獭，将它带回家剁碎喂狗，结果感染了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鼠疫杆菌存在于啮齿类动物之间，通过跳蚤叮咬或直接接触等途径，传染给人。鼠疫发病急、传染性强，人患了该病，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发高烧、淋巴结极度肿胀、肺炎等症状，皮肤出现紫黑色的血斑（“黑死病”的称号由此而来），最后，病人因呼吸困难、败血症而死。若得不到有效医治，病死率极高。因此，我国把鼠疫列为甲类传染病，也是目前云南省重点预防控制的传染病之一。
云南省卫生厅工作人员介绍，通常，人感染鼠疫有3种途径。“首先，在野外被染疫病鼠身上的跳蚤叮咬，或由猫、狗等从野外带回的疫蚤叮咬；其次，直接接触或剥食感染鼠疫的病、死或其它染疫动物（如狐狸、旱獭、野兔等）；再次，肺鼠疫病人通过咳嗽，把鼠疫菌以飞沫形式散布在空气中，健康人吸入后感染。”
因食用旱獭感染的新闻，之前国内已有报道。2012年9月2日，四川理塘县的一名牧民在放牧时发现一只旱獭，带回家后剥皮食用。2天后，他发起高烧，呕吐腹泻、寒战不已，右腋下淋巴结肿大，伴随剧烈的疼痛。
又过了3天，牧民找到医院就诊。但不幸的是，入院当天，凶猛的病菌便夺走了他的生命。
人类史上恐怖的“黑死病”
历史上，鼠疫曾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欧洲是历史上最早记录遭受鼠疫残害的地方。有文献记载的人类间第一次鼠疫流行，发生在公元6世纪的东罗马帝国。当时的拜占庭每天有5000-1万人死于鼠疫，病魔侵袭欧洲达两个世纪之久。西方学者认为，这次鼠疫导致欧洲1亿人死亡。
人类的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多被认为始于14世纪20年代，于1800年结束。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孟庆云的论文显示，在1348年，位列世界大城市之一的埃及开罗，每天的死亡人数达7000人。这一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受灾最重，城里的9.5万人死掉了5.5万人。
这次鼠疫流行起初是从中亚细亚戈壁出现的，向西到达欧洲，向东则蔓延到中国。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和他的博士生李玉尚曾合写过一本名为《鼠疫：战争与和平》的书，提出了“老鼠消灭了明朝”的观点。该书认为，1644年明朝的灭亡，根源在于包括北京在内，中国大半江山的鼠疫大流行。
人类历史上还出现过第三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这次流行发生于1890年到1930年间，全球的学者至今仍认为，这次鼠疫大流行就起源于中国云南。通过水陆交通，从广东、香港、越南、缅甸和印度，在10年间传遍全球77个港口，最后又经由俄罗斯传到中国东北，非洲海岸和美国的旧金山也是重灾区。这次鼠疫大流行，殃及了60多个国家。
这一次鼠疫的传播速度更快、地域更广，但很快得到了控制。这主要是因为人类对疾病的认识，以及对疫情的科学管控。中国的检疫、防疫事业就是在这次鼠疫流行中建立起来的。其中，一位名叫伍连德的公共卫生专家功不可没。
伍连德祖籍广东，出生于马来西亚。1910年年末，中国东北肺鼠疫大流行，31岁的伍连德受命出任清政府的全权总医官。他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使疫情在4个月内便得到了控制。
鼠疫，倍加警惕的疾病
历史上，云南是鼠疫的重灾区。来自云南省卫生厅的数据显示，最近一次鼠疫流行发生在1982年，有9个州市的鼠间鼠疫传染给了人类，导致发生鼠疫病例507例，死亡2例。
云南省卫生厅工作人员告诉都市时报记者，通过积极防控，2006年以来，云南已连续8年未发生人间鼠疫病例。这主要是“疫情监测”、“鼠疫联防”这两项措施得力。疫情检测，就是密切监控可能出现的疫情。云南每年完成的鼠类检验数占全国监测总数的30％；而鼠疫联防，是通过全省各级卫生、农业、粮食等多个部门，在春、秋两季大面积灭鼠。
但是，云南的鼠疫防治工作依然面临考验。省卫生厅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因为云南存在家、野两型鼠疫的自然疫源地，疫源地面积达8.1万平方公里，分布于52个县（市、区）。加之云南地处亚热带，边境线又长，气候环境特殊，特别适宜鼠类、蚤类的繁殖，“面临着省内疫源地的复燃和境外疫情输入的双重压力”。
不过，鼠疫病人的治疗并不复杂。只要及时发现、及时报告疑似病人，用氨基甙类就完全可以治愈。防疫人员对鼠疫的建议是“三不”和“三报”。
“三不”是指：不接触、不剥皮、不煮食病（死）旱獭及其它病死动物；不在旱獭洞、鼠洞周围坐卧休息，以防跳蚤叮咬；不到鼠疫病人或疑似鼠疫病人家中探视、护理或吊丧。
而“三报”，指的是：要及时向卫生防疫部门报告发现的病、死鼠（獭），报告疑似鼠疫病人，报告不明原因的高热病人和猝死的病人。
甘肃玉门，距昆明约2000多公里。病菌虽然距离遥远，对于云南人而言，“鼠疫”二字勾起的死亡回忆，却远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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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云南鼠疫考
1800年，清朝嘉庆五年。大理弥渡人师范辞别亲友，启程前往安徽，走马上任望江县令一职。实际上，这次上任三年前就可成行。1797年，朝廷对白莲教用兵胜利，师范因战争期间在丽江辅佐运粮事宜有功，获得这个职位嘉奖。不过那时他的父亲去世，他留在家中守了三年的孝。尽管如此，这位年近半百的昔日乡试亚元还是充满信心。
但是，他刚刚抵达昆明时，家中遣人飞报来的一条消息却让他陷于绝望——他刚离家没几天，他的妻子，以及20多岁的儿子师道南、儿媳等数人相继患病死去，仅留下两个年幼的孙子活着。
他的家乡发生了鼠疫。
青年才子之死
师范家乡的鼠疫疫情，被他才气充盈的儿子师道南用诗记录了下来。诗中写道：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拆堵。
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
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乌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白日逢人都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
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讨?
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
全诗两百余字，出现“死”字9次、“鬼”字6次。这首被研究疫病史的中国史学家引用最多的诗，也是云南文学史的名篇——《鼠死行》，成了师道南的绝笔。死时，他还不到三十岁。
突来的死亡毫无征兆。师范或许会诧异这样的惨状，因为那个时期，大理地区最严重的鼠疫疫情发生在1792到1793年间，已是七八年前了，且地点主要限于大理北部的鹤庆、宾川两地。相传，当时这两地的人会看到骇人的景象——平时见人就躲的老鼠不怕人了，经常朝着人跳过来。老鼠跳后即死，而遇到的人会生“赤子”，或吐血痰，紧接着很快病倒、死亡，医生束手无策。
在师范生活的时代，鼠疫在云南被称为“痒子”、“ 耗子病”、“ 核子瘟”等。“痒子”在中国历史悠久，据民国时期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中国检疫、防疫先驱伍连德考证，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鼠疫流行的记录，《黄帝内经》中曾记述一种叫“恶核病”的病，就是对腺鼠疫的科学描述。中国史料中，对鼠疫有确切记载的最早年代是1644年，山西潞安（长治）曾有鼠疫发生。
在云南，鼠疫有很长的历史，且从无间断。有学者认为，它也是古代云南“瘴疠”的一部分。较早可以明确的悲剧，发生在18世纪前期的昆明。民国学者罗养儒曾发现一本文集，里面提到，1733年，昆明“痒子症大作”，一户25口人的人家，在一周之内，就死去了2/3。
然而，1800年师范家人的死亡，只是云南爆发大规模鼠疫的开始。
云南147万人死于鼠疫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这年秋天，广西西林人岑毓英——一位凭借过人的才识和毅力率军终结了云南长达16年战乱的秀才，因武功卓著，兼署云贵总督，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八位封疆总督之一。
当时44岁的岑毓英凄惘地感受到，战后的云南已是满目疮痍。他在给同治帝的奏折上说：“自军兴以来，各属久遭兵燹饥馑瘟疫，百姓死亡过半……”
在以往的认识中，战争期间的人口损失只与杀戮征伐有关。但是，复旦大学曹树基教授和他的博士生李玉尚的研究却发现，战争期间，云南人口损失最大的原因不是战争，而是鼠疫。
上世纪50年代，云南医务工作者曾对鼠疫疫情进行过一次科学和系统的民间调查。基于此，以及对中国清朝人口史的研究，曹树基等人发现，1856年（咸丰六年）以来的战争，带来大面积的人员流动，这让之前在云南断断续续的鼠疫开始大面积快速流行。16年的战乱期间，云南的澄江、武定、楚雄、蒙化（巍山）、大理、普洱等府、厅因鼠疫而死亡的人口总数达到了惊人的147.2万。而在战乱中，云南的人口损失为238.7万人，也就是说，16年里，云南61.7%的死亡是因为战争期间大面积散布的鼠疫。
关于这次鼠疫，我们现在仍能拣选出大量悲惨甚至令人觉得惊悚的记载。
在昆明，1863年的一次记载说，战火稍歇之后，瘟疫流行，人口“十存二三，田地半多荒芜，耕种无人”。当时昆明的人口有数万人，半数死亡，城中以昆明城内附近死亡最多，还有俚语流传：“城中死一千，城外死八百，不够就到大小板桥拿”，鼠疫是“漏户不漏村”。
在楚雄府，因为这个地区是满清和大理杜文秀政权相互对峙的交界地带，坝区民众为躲战乱跑到山区，使得鼠疫不仅在坝区流行，还在山区扩散。最严重的时期，当时的楚雄县城中心的石板路长满青草，知府也感染鼠疫而死。
在大理府，上世纪50年代访问到的一位居住在下关，已117岁的老人说，当年有的大村子，一场鼠疫过后死绝几十家人，有的家庭只剩下一两个人，以至于稻谷成熟时满野金黄，却无人收割。
差不多同一时期，并非战争中心区的蒙自，情况也叫人咋舌。伍连德博士引自西方传教士及《海关医报》的记载中说，因为鼠疫流行，蒙自的死亡人数之多，令蒙自“平原之五分之一，竟成坟地”。
“赤裸的妇女抬棺”与“隔离检疫”
在咸丰、同治年间的云南，如果路遇一行全身赤裸的妇女，正抬着棺材赶赴墓地，那棺材里的死者一定是得鼠疫而死。
这实际上是清代云南对待鼠疫死亡者的习俗。当时的人并不知道鼠疫发作之前的瘙痒是因为鼠蚤在叮咬。他们只是把可能带来“痒”的事物进行想象与演绎，并认为某些举动可以“辟邪”，以彻底根治可怕的疫病。
除此之外，民众还会把呵过气的铜钱丢在外面，或将家畜、蔬菜丢在外面让人去拾，意思是把灾祸转嫁给别人。有的地方会在大门上挂仙人掌，向死亡者的尸体说“家中无人了”之类的话，“叫阴兵不再来拿人”。
迷信，源于对这种烈性传染病的束手无策和恐惧。
关于如何治疗鼠疫，古代中国人曾广为探讨。最常使用的是一种名为紫叶佳花的植物，配以豹胆、熊胆等外敷药物，但实际疗效甚微。
中医难治，束手无策，民众只得将鼠疫当成“地鬼”或者“天灾”加以认知。于是，打醮、做法会、建盖庙宇、塑造神像等等迷信方式，成为清代云南100多年的鼠疫流行史中，民众常用的应对行为。同时，人们在各种仪式性的场合，告饶般地称鼠疫为“痒大爹”、“痒阿爷”、“痒阿奶”。
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孟庆云教授的论文显示，清代云南对待鼠疫的方式，与欧洲人并不同。
欧洲较早地建立起了防疫制度。在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中，意大利米兰大主教提出了隔离的办法，后来形成了隔离时间为40日的制度，英文中的“隔离”一词“quarantine”本意就是40天。这个制度也被当做船只到达港口后，全体船员被隔离与监视的期限。与此相应的，在港口特别设置了港务监督——“健康督察人”的官员。后来，欧洲城市里出现了被称作“城市医生”的专职防疫人员。
与隔离检疫相应，欧洲的许多大城市都颁布了防止传染病传染和播散的法规。同时，人们注意到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城市应保证优质的饮水、完善的下水道，并提出灭鼠来抑止鼠间的鼠疫传播。这些卫生体制一直沿用至今。
19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还相继成立了卫生研究机构，广泛开展卫生实验研究。人们发现，使用磺胺类药物和美蓝治疗有特效；在链霉素问世以后，又研制出了四环素、氯霉素等治疗鼠疫效果更好的药物。
而在当时的中国，情况依然很糟糕。李玉尚的研究认为，那些意图消弭鼠疫的迷信活动，其实是“精英阶层”——士绅组织支持和主导的。那些在云南流行的“都天”与“木莲戏”，除了捉鬼、驱鬼功能外，还提倡传统的“孝道”。“这使得清代云南长达125年的鼠疫流行史，社会的努力并没有给社会带来根本性的反思和改变，不仅如此，士绅和民众还藉此强化了儒家孝道的观念。”
然而，当时的国人却普遍认为这些措施“有效制止了鼠疫”。
“黑死病”的流行，被认为是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的一个分水岭，因为欧洲人借此彻底从传统的宗教秩序中解放出来；而当时的中国，在疫病流行时，维护旧有观念和秩序的力量却越发强力地表现出来。（记者 尹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