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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卫生组织中缅边境纪事
昆明信息港    08-13 09:14:44

中缅边境缅甸一侧,无国界卫生组织培训的医疗队在巡诊

佤邦首府邦康,在无国界卫生组织建立的卫校中,一名女孩正在接受接生培训

在勐拉县一个村庄,无国界卫生组织医疗队为当地儿童注射疫苗

第四特区,一位受过培训的助产士正在为一名孕妇进行检查

佤邦某山村,一个女孩在村口用无国界卫生组织为他们安装的自来水管淋浴 王鹏飞/供图

    “你能想象吗?跟我们一样的生命,在那种地方艰难地生活着,就像被世界遗忘了一样。”

    城市里的人们,你能想象一个地方没有医院、没有诊所、甚至没有干净水源、没有药品、没有医护人员吗?当最普通的腹泻症状都能置人于死地,人们会发现,离开了防疫和医疗的一整套系统,人的健康和生命脆弱得不堪一击。

    国境之外的贫穷和战乱之地,在那里生活的居民面临的就是这般境况。人们呼吁医疗援助跨越国境,帮助最穷困、最弱势的人们也能享有健康的福利。

    幸运的是,有很多人正为此而努力。他们中的一部分,就在昆明。

    没有国界,只有工作

    1996年,无国界卫生组织正式和云南省卫生厅合作,把国际卫生援助带到了云南。

    在加入“无国界卫生组织(英国)”(简称HPA,Health Poverty Action)之前,张军并未预见到自己的人生轨迹会有多大的转变。

    1985年,张军大学毕业。同一批全国高校医学专业的毕业生里,只有8人作为“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分配到国家卫生部工作,张军就是其中一个。1993年,他被派往日本留学,通过一个朋友了解到了HPA,并在热情鼓励之下加入。没想到,这个偶然,改变了张军的人生。

    出生在内蒙古的张军,父母都是老革命,觉悟很高。虽然儿子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但老两口却不太赞同:“学医学了那么多年,最后就在大城市里待着,还有那么多偏僻地区的老百姓看不了病,你们这些医生就应该去帮助。”

    父母的劝说,加上自己本身就是个“坐不住”的人,日本留学回来后,张军就辞去了国家卫生部的工作,加入了HPA。这个决定在现在大多数想尽办法往公务员队伍里挤的年轻人看来,多少有点不可理解——为什么放着铁饭碗不端,非要去做公益?

    但是,对于当时的张军来说,做这个决定不需要任何勇气,只是一腔热血地“想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

    1994年1月,张军回国没多久,就被HPA英国总部派往缅甸,考察当地的卫生医疗条件。当时30岁出头的张军,一个人踏上了中缅边境的土地。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张军从克钦邦到佤邦,又沿着周围,都走了个遍。这里的景象他之前从未见到过——山高林密,各种疾病、毒品、贫穷,连最基础的医疗设施都没有,这片远离繁华的土地成为多种疾病孳生和传播的“乐土”。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小孩子拉肚子拉死的。但是在那儿,因为缺乏医疗条件,人们没有基本的医疗常识,导致小孩子腹泻到脱水,最后死亡。”张军回忆,眼前的这般景象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灵冲击。

    三个月后,走访了近百户人家的张军离开中缅边境,回到老家,母亲见他的第一眼就落泪了:“你怎么头发都变得又枯又黄啊!”由于自然和生活条件艰苦,张军严重营养不良,头发的颜色跟他穿了三个月的黄色皮夹克一个颜色,家人看了着实心疼。

    但辛苦是有回报的,考察结果最终以项目建议书的方式交给了英国总部,源源不断的卫生援助开始向当地涌去。

    1996年,无国界卫生组织正式和云南省卫生厅合作,把国际卫生援助带到了云南,使得云南成为无国界卫生组织在中国合作开展妇幼保健和传染病预防控制卫生援助项目的几个省份之一。该组织还在昆明设立了办公室,张军担任中国及缅甸的地区负责人。

    这一年,张军带领的HPA和云南省卫生厅等部门合作,开始进行一个大项目——希望在沿湄公河(中国境内称“澜沧江”)的5个州市的16个省和国家级贫困县,加强妇女和儿童的保健和医疗服务,以及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工作。

    “生命在这里很脆弱”

    没有避孕知识和措施,生产时不具备卫生消毒措施、生活饮食条件差……边境村寨上的母婴死亡率居高不下。

    到湄公河一带的边境村寨开展项目,对张军和团队的其他成员来说,都是第一次。但正是这第一次,让他们决定一直坚持下去。

    “大部分村寨都非常穷,每户人家会生育很多孩子,但存活率非常低。我们甚至见过有一家生了18个孩子,活下来的却没几个。”走访时,张军和团队的其他成员发现,当地基本上所有的孕产妇都不会做产前检查,生产时就在家里由婆婆或者老公接生,用削薄的竹片来割脐带,没有任何消毒和卫生措施,导致新生儿和母亲的死亡率居高不下。

    张军说,一方面,由于没有任何避孕知识和措施,育龄妇女一直不间断地生孩子,生出来的很多是体重小于2500克的“低体重儿”,而过低的体重又是新生儿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不停地怀孕和分娩,加之生活、饮食条件又差,产妇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身体难以恢复,在一次次生育中体质越来越差。

    团队成员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十多岁的女孩怀里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身边还跟着四五个孩子,一大群娃娃一起来看病。“我们还以为是那个十多岁的女孩小小年纪就生了这么多孩子,结果一问才知道,他们的妈妈在生最小的那个孩子时死了,只能由最大的孩子来照顾这些小的。”HPA的一个工作人员描述起这个景象,唏嘘不已。

    中缅边境地区山高林深,疟疾肆虐,每年的雨季就是疟疾爆发之时,这种热带地方最为常见性的疾病,与艾滋病、肺结核一起,被列为全球最严重的三大公共卫生问题。因为当地缺乏基本的卫生服务体系、疟疾诊治不规范等众多原因,疟疾长期在边境地区蔓延,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

    HPA进入这一地区后,启动了第五轮和第六轮“英国无国界卫生组织全球基金疟疾项目”,在疟疾高发的边境

    县开展了一系列检测和防治工作。从2008年到2011年,3年时间,在HPA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仅从果敢经南伞口岸输入性的疟疾病原,就已经较之前下降了30%(数据根据中国城镇健康疾控中心权威发布)。

    “人的生命在这些缺乏医疗设施的贫困地区是非常脆弱的,一场感冒,一次拉肚子,一次生产,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因此而丧命。”张军感慨,见到了生命的脆弱,让他们更不忍心抛下这些生命不顾。

    一处特别的“边陲驿站”

    国境线上的吸毒者,是艾滋病传播的高危群体。为了抑制疾病蔓延,HPA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工作。

    国境常以界河作为划分。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那邦镇和缅甸克钦邦第二特区拉咱市之间,有这样普通的小河,宽仅数米。但它是两国间的界河上,边民们凭借一块木板做小桥,就能轻松往返于两国之间。

    那邦镇的居民几年前经常看到这样一幕:清晨,缅甸拉咱一侧的吸毒者三三两两越过小河,来到河对岸中国一侧,在小河边搭建简易的棚子,然后蜷缩进去吸毒。

    这些被当地居民称为“四号客”的吸毒者,散居于周边的村寨。这些人对艾滋病防治知识几乎一无所知,注射吸毒者中,共用针具的现象相当普遍——一副针具用过后,顺手放在树杈间或插在芭蕉上,下次再用;熟人或朋友用过的针具,拿来就用;旧的针具用河水甚至尿液洗一洗,重复使用。

    2006年,HPA开始在那邦镇开展降低危害项目,为边境地区的注射吸毒人群、性工作者、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以及流动务工人群开展针具交换、同伴教育、脱毒、创收和健康教育等活动。2010年5月26日,盈江县政府正式批复盈江县民政局的报告,成立了“盈江县那邦镇降低艾滋病、毒品危害服务中心边陲驿站”。

    “那些地方的流动人口非常多,特殊的地理位置令艾滋病的传播很便利。我们要做的,就是减少和抑制艾滋病在该地区的产生和传播。”张军告诉都市时报记者,针具回收和交换,是HPA开展降低危害项目的一个重要活动,但经常有人质疑:“这不是在鼓励他们吸毒吗?”对此,张军并不认同,“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提供干净的针具,他们也会互相使用其他人用过的针具,这样对防范艾滋病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

    “以前‘四号客’注射的针头常常丢在我的田里。很多人都踩到过,我有次穿着雨鞋,也踩到了,孩子们玩耍时也有被刺伤的……”那邦镇的一个菜农表示,“边陲驿站”的降低危害项目开展以来,吸毒者乱丢针具的情况改善了很多,农田里也不会经常发现用过的针头了。

    另一方面,由于“边陲驿站”常年为吸毒者提供针具交换回收,使得这里的吸毒者对他们也放下了戒备,不少心生悔恨的吸毒者还会主动询问工作人员如何才能戒毒、是否有戒毒药提供。在工作人员的劝导和帮助下,不少吸毒者开始“自行戒毒”——减少每次毒品吸入量,甚至有一个叫小张的吸毒者,只要赚到一点钱,就交给工作人员替他保管,因为他怕自己一有钱就去买毒品。有些吸毒者为了自律戒毒,还主动加入“边陲驿站”的降低危害项目当志愿者,帮助工作人员回收和交换针具。

    被遗忘的土地

    “这里的卫生医疗系统可以说几乎是无,因为常年战乱,老百姓的生活一直是水深火热。”

    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与中国云南以及老挝接壤,首府在勐拉。那里生活着13个民族,人口约7.8万人。1989年,掸邦与缅甸中央政府签订停火协议后,当地的百姓才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活。但掸邦第四特区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独立,缅甸中央政府在这些特区仅象征性地设置了很少的公共服务机构,如医院、诊所和学校等。

    “这里的卫生医疗系统可以说几乎是无,因为常年战乱,老百姓的生活一直是水深火热。”1994年去考察过的张军在12年后的2006年,在欧盟的支持下,把无国界卫生组织的项目带到了掸邦第四特区,通过与卫生部门和社区紧密合作,全面开展基础医疗服务,并协助地方政府建设卫生系统。

    作为第四特区项目助理,刘云艳跟随项目组一起去到掸邦,这里的一切都让她颇为震惊:“文盲特别多,大部分人都不识字。人畜共居,娃娃严重营养不良,衣服裤子都不穿,到处跑,肚子胀得很大。”令刘云艳印象深刻的还有,当地人没有妇幼保健知识,给出生一两天的新生儿喂的是嚼碎的饭,导致孩子口腔溃疡严重,大哭,不进食,体弱而死。

    在掸邦第四特区,HPA刚进入的2006年,孕产妇死亡率为1445/100000,五岁儿童死亡率为231/1000,婴儿死亡率为164/1000。

    昆明摄影师王鹏飞在2012年时跟随HPA进入掸邦第四特区拍摄,他也惊讶于这片土地上的一切。“这里的人缺乏最基本的卫生知识,病了也没有去医院看的习惯,而且寨子到医院非常远。”与王鹏飞随行的几个上海朋友看到这样的境况,目瞪口呆。

    “你能想象吗?跟我们一样的生命,在那种地方艰难地生活着,就像被世界遗忘了一样。如果不是像HPA这样的组织去那里帮助他们,搭建基本的卫生医疗体系,他们过得更糟。”那一次的拍摄行程中,王鹏飞真切地感受到了无国界卫生组织的重要。

    HPA的工作有时还会临时增加。在掸邦,工作人员发现,这些地方的孩子很少有接种疫苗的,100个孩子里面最多有3个接种过疫苗,所以这里孩子患病的几率大大高于城市里接种过疫苗的孩子。于是,HPA在工作中加入了为孩子接种疫苗的内容。

    令他们意外的是,接种疫苗对于当地人来说既陌生,又心存抗拒。“有的孩子在接种完疫苗后会发烧一两天,这是正常的,但家长就要停下手里的活来照顾孩子,他们就不愿意给孩子接种。”张军回忆,一开始接种疫苗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甚至还有大人认为接种了疫苗以后孩子就不能生育,他们得花很大的功夫去跟当地村民解释,让他们弄明白了、接受了,才能顺利开展工作。

    在“水深火热”中奋力前行

    帮助培训医护人员、助产、免疫接种、开发清洁水源……在无国界卫生组织的帮助下,边民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

    截至2011年,HPA共为第四特区建设了10座诊所,并提供药品及医疗器械,总共培训了35名医生,23名护士及助产士,68名村医,224名接生员。另外,他们帮助清洁接生了2897名新生儿,为11453名儿童进行了免疫接种。在HPA的帮助下,9300名村民获得了清洁的饮用水源,约占第四特区人口的10%。一直到现在,HPA的帮扶项目还在第四特区进行着。

    在云南和中缅边境上开展了13年工作的HPA,项目点多得数都数不过来。虽然并不像“无国界医生(MSF)”涉及战争、天灾等紧急救援,但由于在常年战乱的克钦邦也有项目,而帮扶的项目点的村民因战争沦为难民,在那里工作的HPA工作人员也承担了紧急救援的责任,在难民营中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难民营是2011年建立的,在克钦邦第二特区,离前线只有五公里的距离。炮弹经常会飞入中国境内,有时候残骸还掉在难民营的帐篷上。”克钦邦第二特区项目官员李黎告诉都市时报记者,HPA在那边的20多个同事很多都已习惯,也不觉得危险,“不过风险还是很高。”他补充说。

    HPA在克钦邦的项目点分布在整个克钦邦第二特区,有17个难民点,走完所有的点要花一个星期。李黎每个月都要往返于克钦和昆明之间,把第二特区的项目进度和具体情况搜集整理,并汇报给资助方。“举个例子,这个月某个点发生了100例腹泻,我就要把是哪些人得的、腹泻原因是什么、如何控制、会不会算作疾病爆发等等都搜集整理清楚,容不得半点纰漏。”

    林衔弦,HPA的一名项目助理。这个20岁出头的女孩儿在英国完成了本科学习后,回到家乡昆明进入银行工作。但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自己的兴趣根本不在于此。在接触到HPA后,她毅然加入了这个组织,用她半开玩笑的话说,这是“投身于拯救水深火热中的边境人民事业中”。这个有着大眼睛和爽朗笑容的女孩在HPA工作了1年多,并不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我们组织里的同事,在项目点一待六七年的都有,大家都是带着理想来的吧”。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为什么这群中国人要去到中缅边境,甚至去缅甸做公益。果敢自治区的项目经理李博过口岸的时候就经常会被边防人员问:“为什么要去那边?中国还有那么多贫穷的村子,怎么不去那些地方做呢?”

    李博一般会这样解释:“中国的卫生疾控系统还是比较强大的,相对于缅甸一些特区来说好很多。我们在那些地方做基础医疗保障,空间大一些。”

    有这样疑问的人,一般都是带着国界的观念来看公益事业的。但是,正如“无国界卫生组织”的名字——公益是不分国界的,除掉伤痛,我们更需要行动,生命本不该受到漠视。如果有人在为了让更多人活得好而努力,那么,为什么要限定他所帮助的人群呢?(记者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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