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不合法,但跑电动车却成了很多打工者谋生的手段。
老魏每天在外顶多吃一顿饭,中午11点左右非高峰期时,他会选择吃一碗七八元钱的面,因为便宜,更因为耐饿,10元钱以上的饭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晚上则是白菜洋芋加米饭。“这两样菜也就是两三元钱一公斤。”尽管老魏挣的比两个儿子多,但他从没考虑过让儿子跟他干这一行,“年轻人一定要学门技术,我就是没有学上一门手艺。”
今年开始,“跑车”生意不好做了,这个随着交通拥堵而兴盛的职业,也在城市建设脚步放缓、地铁开通的时候“业绩”普遍下滑。老魏说,如果不是熟人生意,他今年“也要着(倒霉)了”。
唯一穿西装的摩的司机
老魏名叫魏成有,他习惯这样解说他的名字,“魏国的魏,成功的成,年年有余的有。”这个简单的名字在他的注解下,不仅有文化还蕴含着好运。
不愿拍照曝光,却直接将名字大方地说了出来,“我这个名字太多了,单我们村里就有好几个,隔壁村也有叫这个名字的。”老魏家乡在东川十分偏僻的一个小村子里,因为村里有座十分像象鼻的小山,所以村名为象鼻村。
老魏长相极为普通,中等个子,偏瘦,浓黑的眉毛下是一双不小的眼睛,厚唇再加上国字脸看起来有些憨,由于长时间的风吹日晒,皮肤显得略有苍老,几个月没理发,形象有些落魄。
老魏是日趋庞大的电动车司机一族。2013年,他三弟对他说,该舍得投资的要投资。彼时,他的两个兄弟都已经发现了“地下司机”这块蛋糕的分量,一个完全将地下司机当成一份工作,另一个则在做下水道疏通的同时,将跑车视为重要兼职。
在兄弟的游说下,老魏终于干起了这辈子第一份“不太守法”的职业,很快就尝到了甜头:工作自由,不受约束,而且挣钱容易。与他以往20多年的工作收入相比,唯一可与之相比的是矿工,“但是矿工太危险了,随便掉下个石头都担心能不能活到第二天。”
这份工作太好了!这是老魏的感受,而且还是人们所需要的,“比如下雨天打车打不到,或者赶时间路上太堵。”老魏觉得除了“不合法”外,好多人都认可这份工作。3月28日,下午7点,老魏将最后一个客人送到南屏街后,结束了这一天的工作。他数了数钱,这天一共挣了123元,之所以还有3元这样的零头,是难免碰到砍价的客人。而前一天他挣了130元,两天的收入让他还算满意。
两年的时间,除了偶尔过节回老家外,每一天早上,6点20分左右,他都会雷打不动地将车停在西山区某小区门口。
老魏很抢眼,因为很多时候他是小区门口的同行中,唯一一个穿西装的人。那身竖灰条纹的白色西装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到他。坐在他黄白相间的电动车上,和许多同行一样,打量远远走来的路人,脸上露出一副准备交流的样子。
两年的时间,让他能很快识别哪些是潜在顾客,哪些只是不需要理会的路人。
看到走近的潜在顾客,老魏会上前攀谈,“克(去)哪点(哪里)?” 在这方面,老魏是个主动的地下司机,两年多的跑车生涯,昆明城成为老魏最熟悉的地方,甚至超过他对家乡的熟悉,他知道哪里有什么高楼大厦,知道二环路相对不堵车,知道如何最快捷地到达北市区甚至南部客运站,同时还知道哪些路段有公厕,“大观路上的公厕最好,可以看到海鸥,还是免费的。”
老魏算了一下,每天至少跑四五十公里,有时甚至会跑到百八十公里,两年的时间,他跑了接近3万公里,相当于从昆明到北京5个来回。
任何一份自主的工作都需要投资,即便是黑车生意。两年时间老魏买了3辆电动车,仅这项投资就达到12000元,这对老魏来说,绝对不是一笔小数字。
“第一辆电动车花了3600元,没料到刚买一个月后就被盗了,我是好心被骗了。”他说,从业一个月,他就遭遇了一次重大损失。“一个年轻人让我把他拉到小屯,手里拿着钢尺,让我帮他量地。”而等老魏做完好人好事后,发现电动车消失了,年轻人也消失了。这对他的打击很大,3600元,在过去他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挣到,但是他相信如果跑电动车一个月应该可以赚回来。丢了车子后,老魏立马去买了同样价格不同款的另一辆电动车。
这辆电动车服役到去年11月8日,“跑车太耗费了,车子电池不够用。”最后他将此车以1500元的价格处理后,重新买了一辆4800元的电动车,这辆车子各方面性能都更好。
做农民仿若旧梦
老魏其实并不老,今年只有47岁,这个年龄在城市中只能算中年人,许多人在自己的行业中成为顶梁柱,而对老魏这类从农村出来讨生活的人来说,他们觉得自己老了,城市需要的是更多的年轻人,尽管在昆明这座城市,他已经奉献了他人生中将近一半的岁月,“工作越来越不好找,最能找到的就是看大门这样的工作,只有1000多元的工资。”
在跑车之前,老魏干过很多事情,做过米线、豆腐,卖过小菜,干过建筑工人,当过保安、矿工种种工作,理由永远只有一个——“苦钱(挣钱)!”
老魏第一次拼命想致富是23岁的时候,那一年隔壁村一个姓施的姑娘看上了他,奈何因为家里掏不出480元的彩礼钱,老魏深感挫折,“我也看上了那个姑娘,人家说帮我们垫200元,但是我们家一分钱都拿不出来。”23岁,在当时的农村来说,已经算是大龄青年了,因为没钱娶不上媳妇,让他大受打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刚刚结婚的老魏成为他们村第一个到昆明打工的人,“我带着我兄弟,跟他讲要是没钱,你们跟我一样也娶不了媳妇,我们是村子里最早出来打工的,可惜没混出什么样子来。”
老魏的第一份职业是在官渡阮家村一家米线厂做工,负责铲浆翻箩,月薪150元。刚到昆明的老魏其实是在这座城市的边缘讨生活,差不多一年后才真正看到了昆明。“原来想着昆明是大城市,但是到了之后一直在城边,就没到过城里。”
在昆明,也曾上当受骗,白白干过几天的建筑工人,结果一分钱都没有拿到,“那时候很多工人都跳墙,因为拿不到钱干几天就不干了。”
他想挣更多的钱,因为上有老人,下有4个孩子,情形有些像“超生游击队”。老魏的长子今年21岁,在东川做一名护林员,每个月有1600元的收入,老二19岁,在昆明餐馆打工,月薪也不过千元。
尽管两个儿子这一两年陆续出来打工,但老魏仍然承担着家庭顶梁柱的重担。
“我当保安的时候,一个月1800元的工资,管吃管住,我要拿回家1500元。”老魏只给自己留了300元的生活费,除了买牙膏、洗衣粉等必备的日用品外,他几乎没有任何花销,“原来还抽点烟,后来发现一些老外看见我抽烟就不打招呼了,觉得影响不好,后来就没抽了。”
儿子也要考虑结婚了,不能像当年自己那样连个彩礼钱都给不了。老魏已了解过行情,如今农村女方收彩礼早已过万,他必须帮儿子攒够这个钱,“压力很大,但是不能多想,想多了更是难受。”尤其考虑到老三和老四还小,还在上小学,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再努力拼搏,“尤其是我家姑娘学习成绩好,每次都考八九十分,我想着再苦一把,看能不能供出两个大学生来。”
在老魏的记忆里,前半辈子是在老家农村,后半辈子是在昆明,如今他觉得自己离农村有些远了,远离乡土之后,他觉得做农民仿若旧梦,“回家种地我是种不赢我媳妇了,我手都生了。”但老魏说:“回家还是适应的,我最后也是要回去的,不可能待在昆明,只是这几年最重要的是苦钱。”
“我混得不好,很差。”租住在没有卫生间的城中村房子,老魏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混得并不好。
在昆明待了20多年的老魏见证了昆明巨大的变化,“原来工人文化宫是昆明最好的大楼了,站在上面可以看到整个昆明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老魏交了5角钱的门票特意到了工人文化宫,“可惜也拆掉了。”他努力回忆拆迁的日子,“应该是前年吧,现在变化太大了,我原来还在五家堆卖小菜,现在那里的房子全拆掉了。”而他最早在昆明打工的阮家村一家米线厂,过去还属于偏僻的城郊,如今也是城市的一分子了。
坚持做电动车司机的异类
老魏是一个极其有趣的人,坐老魏的车,一定不会无聊。
老魏习惯不动声色不知不觉低调地“自我表扬”,一路上多数话题都是某某熟客如何喜欢坐他的车,比如“有一个工行的,每次都是坐我的车,从来不坐别人的。要是我不在,就打车走了”。再比如,他送客人到关上,顾客让他稍等片刻再坐车回程,就在这期间他又揽了一个活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那等着,人家就非要坐我的车,我才第一天到这里停。”言语中有再怎么低调都无法掩饰的得意。
当然,通过聊天,他和客人有了更深层的交流,和熟客关系更加密切。
坐他的车,我知道了很多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比如一个儿子在师大附小读书的先生,一个坐了一年电动车后自己买车的白领,一个总是急匆匆出门的女士。
也是在数次聊天中,我拼凑出了很多老魏的信息。国庆节期间他一般不回家,除了过年或者家中有事,他才会停下生意。他先后在3个城中村租房子,在城市拆迁过程中,租房也变得越来越贵,越来越不容易,“原来不到300元,现在已经涨到360元了。电费更贵,一度电1块5。”
尽管二儿子就在关上玫瑰湾的一家酒店工作,但是父子俩为了生计一两个月才会见一次面。说起老二时,老魏特意临时停车,从他那古老的手机中倒腾半天翻出一张儿子穿着厨师服拍的照片给我看,得到“很帅”的夸赞后,老魏就有些得意,“人家也说是长得可以呢!”偶尔过段时间会问我有没有看过他二儿子的照片。
2014年11月的一天,他骑着新买来的电动车开始“炫耀”,“我这车才买了7天,电池大,充一个晚上的电够跑一天。”对于电动车一窍不通的我,在那天得知他买的电动车个头比前一辆电动车更大,性能更好,还具备倒车雷达、计算公里数等“高大上”的种种特质。
因为聊天增加的熟悉度,是老魏赢得熟客的手段之一,另外一个手段则是坚持做电动车司机中的异类。
老魏生性谨慎,这让他与同行里的“飙车族”显得格格不入。
与让众多轿车司机咬牙切齿的同行相比,老魏绝对算得上遵守交通规则。红灯时,他一定是在距离警戒线一米左右停下,绝对不是那个争分夺秒的电动赛车手,每每遇到行人或车辆,他都会提前几米甚至十多米就开始数次按喇叭,“我已经吃了太多的亏了。”在最初,老魏会如此解释自己比别人的“慢”,但时间久了,他才坦言,自己只出过一次交通事故,“一次我在巷子里,一个小车司机冲到我的跟前刮了我的踏板。”老魏说,尽管是对方的责任,自己还是一声未吭,花了5元钱把踏板焊好了。
“这是个有风险的活,一个不小心可能一个月甚至一年挣的钱都没了。”老魏清楚自己来昆明是做什么的,他努力将风险降到最低,因此他说,最怕那个总坐他车,又不停喊快的小姑娘。
当然在遵守交通规则的同时,老魏也十分懂得行内的变通,“你们迟到罚不罚钱?”如果得到客人的肯定回答,他就会偶尔闯闯红灯加速行驶,如果是否定答案,他会继续四平八稳地骑车,而他自认自己之所以有那么多回头客就是因为他骑车骑得稳。
“一次在电视台那里,我载了两个人去延安医院,被罚了400元。”当时身上只装两百元的他,只能向兄弟去借钱,“刚好我媳妇来了,知道了心里不好过。”又一次,他在龟背立交桥下,遭遇交警,被罚50元。
老魏开始将自己的名字告知熟客,以防遇到交警就可以谎称不收费是熟人。又或者他对龟背立交桥等容易被抓的地方格外留神,甚至不惜绕路。
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
老魏不抽烟,也不喝酒,他像一个卫道士一样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早上6点起床,从住的城中村到他的工作地点时大概是6点20分左右。中午11点吃七八元钱最便宜的面条,直到晚上9点再吃晚饭。老魏坚持着12个小时甚至13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但是一般过了7点半之后,他就会结束这一天的工作。
老魏从未遇到过任何夜晚的风险,但是在他的潜意识中,晚上跑车极具风险,照明不佳只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曾听说一位同行在船房小区拉了客人到环湖东路时被残忍杀害,“杀了18刀。”老魏数次提及此事,语气中有着深深的恐惧,仿若亲见。“我早上起早点就行了,那些犯罪的人也不会起那么早。”
直到做地下司机开始,老魏才开始攒起了私房钱,“两个儿子出来了,我也轻松了一些,每个月给家里打1000块钱的生活费,自己的生活开销也不少。”说到这里,老魏算得很仔细,每天的生活成本30元左右,包括房租水电费生活用品以及吃饭。最后攒的私房钱全部花在了盖房上。
老魏的生活里几乎没有娱乐。他租住在十一二平方米的出租房里,除了一张床,一个简易衣柜一个做饭的桌子,电磁炉和锅碗瓢盆外,房间里再没有任何娱乐设施,没有电视,没有卫生间,洗澡也是自己烧水凑合。但他觉得和过去住的七八平方米的房间相比,条件已经好了很多。
但好日子似乎变得越来越少。
在3月结束的最后一天里,老魏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到最近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往月底他都会给家里打上1000元生活费。在老魏跑车后,家里当年就新盖了3间房,一家人终于告别瓦房了。今年1月初,老魏给自己放了一个大假,花了两个多月时间,用了3万元盖了两间厢房。
3月20日下午5点,老魏从老家回到昆明,他没有浪费一点时间,骑上车子到了每天“工作”的小区。“那天拉了50块钱,小菜钱就出来了。”交交房租水电费,老魏的口袋像被贼偷了一样干净,没有钱寄往家中。
更要命的是,老魏发现生意越来越难做,3月除了几天收获上百外,4月1日这天他只挣了60元,3月31日也不过80元,这与2014年的行情相比,实在太惨淡了,“原来每天百多块钱很好拉,现在不行了。”
几乎是从老魏加入这一行开始,黑车司机队伍迅速庞大,“现在跑车的大多是我们这个年纪,不过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都是兼职,一边做着自己的工作,一边在空闲的时候来跑车,竞争越来越激烈了。”当年老魏加入“跑车”大军时,他所占领的这个小区门口只有八九人,而今在这小区门口等着接活的已经超过两位数,几乎翻了一倍。
老魏跟我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还有一些工作不太繁忙的年轻人在高峰期也开始抢生意了,另外现在自己买电动车的也多了。”严酷的形式下,老魏只能执行“亲兄弟明算账”,一次我将与他酷似的三弟错认成他,正准备上车时,老魏非常及时地喊了我一声,最后载着我走了。
“干不下去了么,还是要找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都要继续苦钱。”老魏决定在昆明待下去,至少10年之内,他是不会回到乡村,他的初步规划是60岁回家。老魏觉得自己60岁回乡算是叶落归根了。
在老魏的认知中,尽管遭遇罚款,尽管不被政府认可,电动车司机是他一生中最好的职业。(记者 连惠玲 文 刘筱庆 实习生 林丽丽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