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领衔校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影响了几代读者。该版本先后校订三次，迄今已印行400余万套。
就在这个月，著名红学家、文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还有两部新书面世，一部是他一生最后的一本著作《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一部是他50年前手抄的《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昨天中午12时18分，冯其庸在北京潞河医院安详仙逝，享年93岁。腊月廿九是他93岁的生日，但他没有等到。所幸，在他生前，看到了这两部书。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介绍，去年冯其庸患过肺炎，一度很危险，但他挺了过来，这次，他没能挺过来。红楼梦学会副秘书长任晓辉介绍，昨天上午冯老从家里被送往医院，到了医院，刚把抢救机器安上，他就走了，“他走得很安详。”
红学研究
领衔校注《红楼梦》影响最广
在红学研究方面，冯其庸著作颇丰，还曾任中国红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红楼梦大辞典》主编。人们熟悉冯其庸，也更多是因为《红楼梦》。由他领衔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已成为权威版本，影响了几代读者。
《红楼梦》校注本初版于1982年3月。1994年冯其庸在《红楼梦》校注本再版序言中说，“这十二年的岁月，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当时确定的几个原则是正确的：一是我们所选择的底本——庚辰本，确是一个学术价值很高、接近曹雪芹原稿的珍贵本子，我们以此为底本，就使这个校本有了很好的基础。”
冯其庸与《红楼梦》结缘之深，从他手抄的《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也可见一斑。据专家介绍，《石头记》清代抄本有庚辰本、甲戌本、己卯本等十几种，其中一个版本因第五至第八册书名下注有“庚辰秋月定本”，故名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相较之下，庚辰本年代较早，文字也最为完整，保留了曹雪芹《红楼梦》原著及脂砚斋批语两千多条，版本价值最高，极为珍贵。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胡文骏说，“文革”中，因担心这个珍贵抄本将会灰飞烟灭、红学研究之脉有断绝之虞，冯其庸决定冒险照原样再抄一部。此后，他设法托好友秘密借到一套庚辰本《石头记》，每天深夜家人入睡后，即开始严格按照原著的格式逐字抄写。他从1967年12月开始抄写，到1968年6月抄毕，全书整整抄了7个月。
胡文骏说，冯其庸对于《红楼梦》版本，尤其是抄本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石头记脂本研究》一书中，书中不仅有对《红楼梦》复杂的版本系统缜密细致的探析，还讲述了一些珍贵版本的来龙去脉，例如己卯本散佚部分的发现、列宁格勒藏本（现一般称俄罗斯圣彼得堡藏本）通过影印方式“回归”祖国的经过等，所以阅读起来并不枯燥，反而饶有趣味。
实地考证
冯先生曾在危岩绝壁上攀行
“冯老研究红学的名气太大了，掩盖了其他才华。他还是诗人，书法、绘画、摄影都很出色。”张庆善说。“冯老是学问家、艺术家、旅行家，却又不止于此，三者往往是叠合的、交叉的，分割开来就失去了冯其庸。”红学研究专家吕启祥认为，人们觉得概括冯其庸的成就是个难题，哪个称号都不尽合适、容纳不下，这是因为他具有大视野，常常跨学科。
让吕启祥感佩之处更在于，冯其庸不是一个书斋式的学者，不仅在书本上熟悉那些优秀的作家作品，而且要实地印证和亲近。吕启祥清楚记得，冯老到过湖北秭归的屈原故里、陕西韩城的司马迁墓，拍摄过陶渊明时代的墓砖、凭吊过李白捞月的安徽采石矶、杜甫出生的河南巩县窑洞，更寻踪白居易写《长恨歌》的陕西周至游仙寺和山东章丘的李清照故宅漱玉泉，晚年到海南还寻访苏东坡的遗迹故地。
“他绝不是局守三尺讲台的教书匠，而是引导学生去读天地间的大书。”吕启祥说，冯老曾带领研究生外出学术调查，历时两月，行经鲁豫苏皖川陕等七省近三十个县市。冯老一直坚信，实地考查还能纠正书本的失误，不论是外国学者的著作还是中国古籍都要接受事实的检验。他曾七赴新疆，至克孜尔石窟翻越绝少人去的后山，寻找207窟即“画家洞”，当时几乎无路可走，只能在危岩绝壁上攀行，到达后仔细辨认壁画。
“他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成。”十余年前，任晓辉和冯其庸一起走过玄奘之路，他清楚记得冯老最后一次上帕米尔高原是2005年，那年10月还进入了罗布泊，而其当时身体不好，却全然不顾医生的劝阻。任晓辉还记得冯其庸说过，“当年玄奘不知道比我们困难多少倍”。进入罗布泊，每天只发四瓶水，冯其庸也一样。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下，冯老依然每天给大家做介绍、记日记。
提携后辈
冯老走了，大家很感念他
“冯先生走了，我非常感念他。”红学研究专家胡文彬说，他对年轻后学的栽培让自己永生难忘。
从1975年开始，胡文彬就与冯其庸在一起工作。在这之前，他就经常到冯其庸家里讨论红学。胡文彬说，他并不是冯其庸的学生，当初在《新华文摘》工作，但当他表达了自己想调入红楼梦研究所的愿望时，得到了时任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冯其庸的大力支持。令胡文彬难忘的是，他的调动手续不仅办得神速，而且一到新单位就被任命为副所长，工资也由99元变成了144元。
胡文彬说，让他感动的事情太多。1987年全国第一次评职称，胡文彬在研究所内部征求意见，大家都一致认为，他填个副研究员更稳妥。谁知申请表拿到冯其庸面前的时候，他说，你怎么填副研究员，应当填研究员。结果当年48岁的胡文彬成为第一批拥有正高职称的人。“我和他没有任何金钱上的来往，更没有其他方面的利益关系，他就是爱才，惜才。”
张庆善还特别提到，听闻冯老去世的消息，作家二月河给自己打来电话，“他说冯老是第一个说他是作家的人，冯老是他的恩人。”原来，二月河痴迷红学，多年前曾参加一次红学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论文，但冯其庸觉得他写得更像是历史小说，遂建议他改写历史小说，而此后二月河果真写出了《雍正皇帝》。
即便在住院期间，冯其庸也依然不忘对后辈的点拨。任晓辉说，前年冯老住院期间，手不离书，《诗律词典》《黄庭坚诗集》《苏轼诗集》一直在看，“他跟我说，你要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对你研究有好处。”（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