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18日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100名“改革先锋”受到表彰。其中，“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樊锦诗在列。

从青葱少女到满头华发，樊锦诗用半个世纪做了一件事——守护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尤其改革开放后，她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为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被中宣部等11部委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被全国总工会评为“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并先后两次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此刻，不妨自改革大潮的历史起点出发，重走一次属于樊锦诗的守望之路、改革之路。

第一个提出做敦煌数字化科学档案

文革过后，百废待兴。彼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保护氛围、保护机构、保护标志皆已具备，唯独没有科学档案。

通过翻阅伯希和拍摄的照片，对比实际石窟情况，樊锦诗发现，70年后的壁画、彩塑似乎模糊、少东西了。如第217号窟，70年前的照片中，人和蛇线条生动、清晰，而70年后其鲜艳饱满的颜色早已不见踪迹，徒留大片斑驳墙土。

日出三危，日落鸣沙，莫高窟何以经得起时光雕琢，樊锦诗睁眼闭眼都在思考。“敦煌”二字，早已融入她的生命。

虽远居大漠，她的思想却是十分包容开放、勇于进取的。一次与电脑的偶然接触，令她脑洞大开。迎接她的，是莫高窟数字化十年的上下探索。

原以为电脑能解决科学档案永久保真的问题，结果拍摄洞顶的照片会变形，照片清晰度也远远不够，建立科学档案之路绝不是一帆风顺。

樊锦诗的开阔胸径、国际视野，让遭遇瓶颈的项目重建曙光。通过与美国西北大学、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莫高窟数字化保护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

2011年，经过与国外合作单位反复试验，十亿级像素照相机横空出世，此设备实现了石窟档案的完整储备，的确是个创举。

时光流转，技术人员在不断攻坚克难。从刚开始技术受援方到后来技术输出方，敦煌研究院技术、人才“质”的飞跃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如今，院里拥有的博士数量在全国文保界名列前茅，且掌握了不少原创技术，每年都会为国际培养大批文保人员。

促成建立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

莫高窟终将慢慢消逝，这是让人不愿直视却注定无法挽回的结局。不过樊锦诗带领的敦煌研究人员，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洞窟命运，将壁画、彩塑通过数字手段搬到室外，实现永久保存。除科学档案外，如今巍峨屹立于沙漠中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也离不开樊锦诗的不懈努力。

2003年，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

这项提案最终促成了巨额投资的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敦煌研究院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级敦煌学研究中心。

2014年9月，在樊锦诗推动下，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

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

确定“6000”上限与首创旅游预约制

除了数字化，她和合作团队确定的一个数字“6000”，对保护莫高窟也有着莫大的意义。

自2002年起，敦煌研究院与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的科研项目。项目采用发达国家关于遗产地游客承载量研究的科学方法，结合莫高窟洞窟环境狭小、文物材质脆弱和病害频发的特殊状况，首先对莫高窟全部492个洞窟的面积、可利用参观空间容量、壁画保存状况、壁画价值和游客风险防护措施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并根据现有开放洞窟数量、位置布局、单个洞窟游客参观时间、不同游线等因素，经过科学调查、模拟实验、开放洞窟微环境变化分析和不同游线的游客参观体验等一系列的综合研究，最终确定了莫高窟单日游客接待的最大容量为3000人次。

通过对游客的科学规划，合理分流，可以将莫高窟单日游客承载量由3000人次增加到6000人次，樊锦诗说。

2003年，莫高窟在中国首创旅游预约制制，入洞人数得到了有效控制。随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成立，电影和实地参观的巧妙结合，减少了游客参观时间，提高了洞窟承载量。

遇到挫折，没有放弃，坚持寻找，勇于开拓，最终迎接胜利。这是樊锦诗参与的莫高窟保卫战，直到如今，这场战役仍在继续。

没有樊锦诗这样的人，敦煌这个千岁老人可能以更快速度走向死亡。

没有樊锦诗这样的人，莫高窟壁画、彩塑根本无法实现永久保存，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根本无法领略其何等美轮美奂。

没有樊锦诗这样的人，莫高窟将无法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世上更多人将无缘走进这座独一无二的世界文化艺术宝库。

为了敦煌莫高窟，她是与时间赛跑的人，是改革中的巾帼力量，值得我们每个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