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乔治·高德耶的论文显示,云南府博物馆创办于光绪27年(1901年) 尹仑提供

5月18日是博物馆日。国内一直有个说法,张謇1905年创建的南通博物苑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博物馆。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4期刊发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孙光庭1901年就创办了云南府博物馆。这给“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博物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另一个选项。扬子晚报/扬眼记者采访了该篇论文的作者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中心研究员、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尹仑。

一

在一些网文或图书中,提到南通博物苑,大都会冠以“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博物馆”的名头。

据《学习与探索 张謇研究文稿》,南通博物苑起建于1905年,为晚清状元张謇创办。在中国,首次提出建立博物馆主张的是“强学会”的章程。据史料,强学会由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设立,同年在上海发起上海强学会,“以接京师,次及于直隶各直省”。康有为拟定的《上海强学会章程》,规定了4项任务:

(1)译印图书,讲求西学之法,通西学,去塞求通;

(2)刊布报纸,以觇敌情;

(3)开大书藏,广集图书,保存古籍,旁搜西书,以备研究;

(4)开博物馆,置办仪器,讲求制造,“以为益智集思之助”。

其中第四条就是“开博物馆”。作为上海强学会发起人之一的张謇自然也拥护该主张。

到了1903年,张謇赴日参加大阪博览会,面对9万多方尺的馆舍,感受到了震撼。回国后,他上书朝廷,希望建设博览馆和博物馆。他还指出“今为我国计,不如采用博物图书两馆之制,合为博览馆”,并主张北京先建设“帝室博览馆,正如司马迁之言,建首善必自京师始”。同时他对建馆提出了具体的方案。

但清政府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于是,张謇便亲自动手,将规划中的植物园改建为博物苑,又征购了一块乱坟岗,建设了“动矿物陈列楼”,这是南通博物苑的南馆,之后相继又建造了中馆、北馆。

在一些网文甚至图书中,称南通博物苑是“中国第一座博物馆”,这种说法并不严谨,是对“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座博物馆”的误读。因为早在南通博物苑之前,洋人就在中国创办了博物馆。

据《新文化运动与世界文明》一书,1868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韩伯禄建立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也是中国最早的自然博物馆。此后,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及德国人又陆续在我国的上海、天津等地创办博物馆。比如1874年由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所建的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1876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郭显德在山东烟台创办的博物院福音堂(即通称的“烟台博物院”)等。

尹仑论文中插图,乔治·高德耶绘制

二

南通博物苑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座博物馆”的这个说法,长久以来,似乎成了共识。

《学习与探索 张謇研究文稿》一书中有一篇《张謇所创全国之最考》,在题为“已经通过学者论证,业内已认可为全国第一”的一节文字中,有这样的说法:

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吕济民研究馆员对南通博物苑有这样一段文字说明:“南通博物苑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这是我国文化界和社会各界经多次论证决定的,并取得国际博物馆界的认同。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中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要算张謇办的南通博物苑’,得到会议代表和文化和旅游部的认可。”从此,《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博物馆志》都确认南通博物苑为中华第一馆,中国博物馆事业从南通开始。

然而,随着两篇法国人写于100多年前的论文重见天日,这种说法遭到了挑战。

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中心研究员、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尹仑发现了这两篇论文。他告诉记者,那个法国人名为乔治·高德耶,他的两篇论文均发表于法国的刊物《法国东方语言学校期刊》上:一篇是1915年发表的《云南府博物馆》;一篇为1922年发表的《增补云南府博物馆》。这两篇文章都明确提到云南府博物馆创立于光绪27年(1901年)。

据此,尹仑写了一篇题为《乔治·高德耶和云南府博物馆》的论文,已发表于2019年第4期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上。

接受记者采访时,尹仑说,他发表这篇论文并非要强调“1901”这个时间点,而只是单纯认为云南府博物馆的研究对中国博物馆发展史和博物馆学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据尹仑考证,乔治·高德耶生于1872年,做过军人和教师,在越南河内学过几年汉语和中国文学。1908年被借调到法国驻中国云南府领事馆,1909年创立云南府中法小学并担任校长,直到1927年离开。1936年乔治·高德耶在巴黎去世。

尹仑说,高德耶在云南期间,曾广泛研究当时云南府的人文文化,留下大量文献资料。高德耶在其论文中写到,云南府博物馆开始于光绪27年(1901年),创办人是孙光庭,师范学校的校长。

据《云南省志》,孙光庭,晚清举人,1890年,云南巡抚张凯嵩将他招入公署读书,将三女许配给他,并保举他赴北京担任内阁中书,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事。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孙光庭返回云南,主持育才书院,此后多年都在教育界工作。1904年,云南选拔学生留日,任命孙为留日学生监督,同时他还攻读政法专业。在日本,他与孙中山有过往来。1906年孙光庭归国,担任云南学务处副总办,主管省图书馆。

据高德耶的记载,云南府博物馆初设于昆明粮道街,与图书馆位于同一地点,官方将其合称为“图书博物馆”(见上文,张謇上书朝廷时即有此动议),后搬迁至经正书院。

尹仑介绍,云南府博物馆是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博物馆展品既有东方的金石字画,又有西方的自然历史的展品;既有地质矿物,又有动植物标本,还开辟专门的展馆用于展示活态的鸟类与动物。

三

为何偏于一隅的云南会在1901年就创办了博物馆?

尹仑认为,在1900年前后,云南并不平静。英法等列强占领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同时也将政经文化输入到了那一片地区,包括中国云南。除此之外,传教士在中国国土(上海、烟台等地)已然开设了博物馆。云南建造博物馆可能是受此风气影响。

而孙光庭本人又在1890年-1900年做过京官。除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强学会公开提倡建造博物馆外,诸多名人也早为那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普及过博物馆的概念。如1866年,清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斌椿游历外洋各国考政间俗,也考察了博物馆。光绪间出国考察者更多,如李圭,李凤苞、郭嵩涛、薛福成,黎庶昌,陈鸿年、王之春、王韬、曾纪泽、黄遵宪等,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博物馆见闻的记载。有过十年京官经历的孙光庭本人是否也会受此影响?

既然云南早在1901年就由国人自己创办了博物馆,为何国内却声名不彰、鲜为人知?

尹仑认为,这可能有三个原因。他在文章中写到:

首先,按照乔治·高德耶的记载,孙光庭是在1901年主管育才书院时创办云南府博物馆的。那么,有可能是孙光庭把云南府博物馆作为育才书院的一部分,并未在机构设置和经费申请中单列出来,因此在相关国内文献中只记载了育才书院而并未见到云南府博物馆。

其次,由于博物馆与图书馆都位于同一地点,一般人都将其统称为图书馆,而官方也将其合称为“图书博物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馆长为同一人,这些因素都使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博物馆。

第三,由于云南地处中国边疆,与中原交通不便,因此云南府博物馆的相关信息在当时无法及时被内地的文人学者获知。

尹仑告诉记者,关于云南府博物馆的创办时间,乔治·高德耶的说法尚属孤证,国内清末文献和史料并没有发现相关记载。云南府博物馆是否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座博物馆”,还需要进一步发掘文献和资料来比较证实。

但即便如此,它也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座博物馆”提供了另一个选项。（记者臧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