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特使戴维·纳巴罗博士指出,无论疫情何时达到峰值,如何处理好解禁与生产之间的平衡,将成为对印度政府治理能力的真正考验。
阿布吉特·达斯古普塔 李熠煜
新冠肺炎疫情在印度不断蔓延,拐点却迟迟未能到来。“预计印度的疫情高峰或将在六七月份出现。”全印医学科学研究所主任兰迪普·古莱里亚说。当地舆论认为,鉴于医疗条件和人口密度等因素,印度疫情一旦大规模暴发,严重程度将甚于美国。
不过,总体而言,截至目前印度疫情似乎并不像很多人预料的那样严重。但未来还会有哪些变数?通过对疫情在印度传播及治理情况的观察,或可作出一个大致判断。
封锁一再延长
1月21日,印度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病例。从1月17日开始,印度在新德里、班加罗尔、孟买等7个主要机场对国际旅客进行检测。3月13日零点起,除外交、公务、联合国/国际组织、就业和项目签证外,已签发的访印签证都暂停使用。当天,印度政府宣布,2020年2月15日以后到达或访问过中国、意大利、伊朗、韩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所有入境旅客,至少隔离14天。
印度各邦也陆续采取措施防止病毒传播。比如,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从一开始就很警惕,但更多的邦和城市仍然行动迟缓,甚至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当地人对新冠病毒传播造成的影响估计不足,更没有增设足够的医疗设施来应对疫情。
尤其从2月下旬开始,随着大量旅客从德里、孟买、钦奈、斋浦尔和加尔各答机场入境,病毒在印度加速蔓延,从一个邦到另一个邦,从城市到村庄,从富人到穷人……随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突然增加,政府开始认真关注这一问题,专家们被要求评估形势,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ICMR)被要求尽其所能阻止病毒的传播。
3月22日,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全民宵禁”。3月24日,全国宣布全面封锁21天,直到4月14日。4月14日,封锁延长至5月3日。5月1日,官方宣布封锁再次延长至5月17日,随后又延长到5月底。
数字难以准确统计
印度和西亚国家交往密切,大量印度人生活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喀拉拉邦作为印度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与西亚商贸往来频繁,甚至有很多人移民到西亚,他们的投资与汇款推动了喀拉拉邦的经济繁荣。
疫情在西亚暴发后,该邦开始对所有来自西亚地区的旅客进行检查,对疑似病例予以隔离,并做病毒检测。由于喀拉拉邦的医疗设施较齐备,且有大量技术熟练的医护人员,因而在控制病毒传播、降低死亡率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作为印度第一个成功遵循早追踪、早检测、早治疗三项基本原则对抗疫情的地方政府,“喀拉拉邦模式”成为典范。
自3月开始,在对外商务往来较多的斋浦尔、布帕尔等城市,新冠病毒阳性病例报告开始大量出现。欧美游客聚集的喀拉拉邦和拉贾斯坦邦的斋浦尔,成为疫情暴发集中地。3月中旬,一群来自意大利的游客,在斋浦尔旅行时被发现感染了新冠病毒,随即被隔离并送往医院治疗,由于他们与从事旅游业的印度人曾经有过密切接触,病毒开始在人群中传播。
虽然印度官方从3月起就一直对进入印度的游客、商人、移民和其他人员进行追踪,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确切的官方统计数据,民众只能通过媒体报道查询到一些具体的感染案例,包括感染者如何抵达印度并传染给其他人,以及隔离治疗的情况。
疫情传播的社会特点
印度的富裕阶层是新冠肺炎的最早传播者,(客观上)他们将疫情传染给了为他们提供服务的贫困阶层,比如搬运工、出租车司机、食品供应商、药剂师、清洁工、女佣等。此外,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也是极度易感人群。
印度人口众多,由于数据链信息不完整,追踪感染者并非易事,因此极易形成社区传播。在进行流行病学追踪时,主要也是依据感染者的口述,除非医院或诊所有完整的记录。
在德里,一名3月初曾前往沙特的女士感染了新冠病毒,她去了德里的莫哈拉诊所(由德里政府建立的社区诊所)接受治疗,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幸运的是,由于该诊所病人信息记录完整,所有与她有过接触的人都被找到,包括医生在内的近40人被送往隔离,除医生核酸检测呈阳性外,其他人均未感染。
然而这样的例子只是少数,大量密切接触者无从追踪。此外,据德里首席部长说,该市有多达75%的病例是无症状者,所以很难切断病毒传染链条,这是政府最终实施封锁政策的主要原因。
实施封锁政策,受影响最大的是外来务工群体。在印度,难以计数的人从乡村来到德里、孟买、金奈、苏拉特、海得拉巴、班加罗尔等大城市,住在拥挤的工人社区或贫民窟,在建筑工地从事体力劳动,统计显示仅德里就有近500万这样的劳动力。
封锁政策使这些外来务工人员陷入困境。一方面,他们失去了工作和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他们害怕感染疾病。许多外来务工人员被迫返回家园,但返乡潮显然存在巨大风险,不仅会引发聚集,还会导致卫生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感染者增多。
在各界呼吁下,印度政府拿出了新的方案,要求各邦政府建立更多救济中心,并强制雇主继续支付工资,房东在一个月内不得向租客索要租金。同时,由邦政府在边界上进行医学检查,强制外来民工隔离两周。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仍然踏上了返乡之路,病毒加速从城市传播至村庄,位于大城市附近的村庄所受影响尤为严重。
印度城市的某些空间可以说是新冠病毒天然的滋生地,比如礼拜场所、市场、贫民窟、俱乐部等人群高度聚集的地方。在政府要求下,许多购物中心、俱乐部、体育馆等场所渐次关闭,但礼拜场所、市场、贫民窟等的危机并未解除。
比如,因为名为加玛提·塔布利吉的穆斯林教派组织在德里的一个清真寺里举行了一次集会,病毒被传播到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马哈拉施特拉邦、西孟加拉邦和卡纳塔克邦等地。马哈拉施特拉邦锡克教徒的一个宗教集会,将病毒从该邦传播到了旁遮普邦的不同地区。
农贸市场也是一个易感场所,德里的阿扎德普尔、金奈的科扬巴布尔等农贸市场有不少商家与顾客感染病毒。尽管政府在这些农贸市场进行了大规模追踪和测试,大部分商场和其他市场也早在宣布封锁的同时就关闭了,但为城市居民提供新鲜果蔬的农贸市场必须开放,因而成为了疫情的暴发地。
孟买贫民窟的病毒传播更是引发广泛关注。在贫民窟狭小逼仄、极度缺乏公共卫生设施的环境中,如何有效控制病毒的传播是一个难题。此外,快递上门业务等也加剧了疫情传播风险。
疫情走向难预测
由于缺乏检测工具,印度对新冠肺炎的检测率非常低,中国检测套件到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进口的检测试剂盒仍难以覆盖庞大的需检测人群,高昂的检测价格也使得穷人望而却步。在高等法院的干预下,检测价格已有所下降,但在疫情初期,核酸检测只能在政府指定部门进行。私人诊所、医院和病理中心因为不被允许进行病毒检测(该决定后来被改变),制约了检测率的提高。
其实,印度应对传染病的经验是较为丰富的,近年来,在控制SARS和艾滋病方面都较有成效。不过,新冠肺炎有其自身特点,比如传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等。因此,在当前缺乏疫苗和适当药物的情况下,很难预测印度抗击新冠肺炎斗争的具体走向。
据印度智囊机构——改造印度国家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国家健康指数,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等地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数量甚至不及喀拉拉邦的一半。喀拉拉邦在临床上已经控制了新冠病毒和高度致命的尼帕病毒疫情的潜在暴发,但比哈尔邦在过去40年里仍在努力防范急性脑炎综合征患者死亡。
总体而言,目前印度有关疫情防控的措施还远远不够,在民众中仍需普及以下知识:确保安全的工作场所;绝不隐瞒症状;认真对待自我隔离;遵循严格卫生习惯;减少非必要的旅行和大型集会。
政府需要进一步采取的措施包括:扩大检测人群,早检测、早跟踪、早治疗;严格机场、港口旅客检测;增加实验室,购买更多测试套件和更好的设备;借鉴中国等国经验,完善封锁配套政策。
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针对疫情管控,印度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倾向于放松,另一种倾向于限制,即更严格的封锁。印度政府正试图调和这种冲突。
感染者每天都在增多,印度与新冠病毒的斗争远未结束。对于何时疫情会达到顶峰,曲线会变平,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未来走势如何,正像世界卫生组织特使戴维·纳巴罗博士所指出的,无论疫情何时达到峰值,如何处理好解禁与生产之间的平衡,都将成为对印度政府治理能力的真正考验。
(阿布吉特·达斯古普塔系印度社会学家、德里大学社会学部原主任;李熠煜系浙江理工大学中印社会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