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被陕西人司马迁记下的“昆明”，是一支编发、随畜迁徙的游牧民族。后来从滇西迁到滇池沿岸，有人说他们又叫“昆弥”或“黑咪”等。如果此说成立，太史公笔下的“昆明”，或许是当时这种民族的自称或他称。

蒙昧的旧石器时代，原始的“昆明人”（后命名，1973年龙潭山出土）环滇池而居，就出现了原始的聚落。战国末，楚将庄蹻开滇，变服随俗，修池立国，滇池一带始有建城之记。据考，这时的城，建在今天的黄土坡、黑林铺一带，后人称“苴兰城”，“苴兰”之音义也不可确考。

庄蹻的后人就地为王。迄汉武帝时，滇王尝羌归汉，汉置“益州郡”。此后，滇池沿岸陆续出现了一些县城。“谷昌城”，因汉将“郭昌”命名而后改字，这是昆明第一次以标准汉语的命名。城址原在金马山下的黑土凹一带。这座古城从西汉到南北朝七百多年一直存在。但有趣的是，“谷昌”却没有成为昆明的大名。

岁月的泥沙虽然湮没了秦砖汉瓦，但并未阻绝昆明古城留给我们的信息和思索。

晋宁石寨山，有战国以来历代滇王的墓群。这里出土了不少闻名全球的青铜器——众多禽兽厮杀和猛士围猎的铜饰，说明古城昆明周边还并不安宁；巨大的储贝器（攒钱罐）、无数的五铢钱，反映出商业的繁盛；西汉屋宇铜饰告诉我们，当时已有干栏或井干式三方、两层楼房。屋中人物，或启窗而观，或静坐闲聊，或凭栏远眺，或执笔而书，或乘兴歌舞，或炊爨烹食，或楼下交欢……

这一时期，大量汉族开始进入云南；“南方丝绸之路”开通。昆明出土的东汉陶俑已见西洋人像；东汉益州太守王阜在郡城（今晋宁）以《韩诗》教授生徒，经学传入昆明；隋初，又在碧鸡山下筑起“昆州城”，历时两百多年。隋以“昆州”名城，足证“昆明”的地位日渐突出。

唐宋时期，南诏、大理政权叠兴于云南另一个文化发祥地洱海地区。但是，聪明的彝、白政治家们也非常重视昆明“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南诏德化碑》）的战略地位。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南诏王阁罗凤命其子凤伽异在昆明大规模修筑“拓东城”，意在拓土东进。城立，凤伽异以副王镇守该城，故拓东城又称“东都”或“上都”。

据考，拓东古城原址位于盘龙江至金汁河一带。东、南、北三面有土城墙，唯西面有石桥和舟楫可通滇池，易守难攻。佛教文化随拓东立城也大兴于滇中，圆通寺，东、西寺塔，觉照，慧光，金马等寺就先后“开光”于这一时期。

大理国将拓东城向西扩大，乃至三面濒临滇池，改称“鄯阐城”，封“鄯阐侯”世代镇守。“鄯阐”之名始于南诏时期，但我们仍然不可用汉语释读其音义。

环绕鄯阐城筑有“春登”“云津”二堤。堤上分种迎春柳和素馨花。黄色的迎春柳花和白色的素馨花随风飘入河中，形成“金汁”和“银汁”两条美丽的河。热闹的街市上行走着来自大理、南宋邕州（今广西南宁）、播州（今贵州遵义）、黎州（今四川汉源）等地的商贾和游人。人们频繁地交易着汉文经书、佛教典籍、大理马、滇中纸、云南刀、赤藤杖、小苦菜……

“元跨革囊”而定云南。昆明正式成为元朝云南行省首府，雅名“中庆城”，老百姓却叫她“鸭池”或“押赤”。

“鸭池城”大体奠定了后来昆明旧城的基本格局。被马可·波罗记为“壮丽大城”的“雅歧”是一座开放、繁华的城市。城里杂居着各色工匠、商人，佛教徒、回教徒和基督徒。三市街和正义路已成为昆明的中轴和闹市区。元朝文人王鼎眼前的昆明是，“五华鍾造化之秀；三市当闾阎之冲。双塔挺擎天之势；一桥横贯日之虹。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王鼎《滇池赋》）”。超级的热闹啊！

元朝留给昆明的踪迹更多于唐宋。大德寺、白塔路、龙川桥、至正桥、敷润桥，指点着当年“鸭池”古城的形胜；咸阳王赛典赤墓，昭示着云南第一任 “省长”卓著的政声；筇竹寺《白话圣旨碑》，用蒙化汉语讲述着“怎的这里耆宿百姓给俺树碑了呢”的故事；东寺街和阿姑庙，萦绕着元末梁王害死女婿大理总管段功和阿盖公主的悲剧……

明清两朝，昆明的地位更加突出。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诏云南独立举行乡试（省考），当年士子鱼贯而入的考棚、庄严的文庙和“至公堂”今天还肃然在目。经昆明“射策入仕”的官员日益增多，尤其是多达139人的滇籍言谏监察官，如杨一清、傅宗龙、钱南园、尹壮图、窦垿等人。

清末，滇越铁路开通。巡津街、太和街、翠湖沿岸、云南大学出现了西式建筑，兴起了现代教育和新型产业，兴起了滇人的现代意识。云南陆军讲武堂、护国运动纪念碑、民权街、民生街、正义路、胜利堂、聂耳墓、西南联大旧址、一二一大街，镌刻着昆明反封建、反侵略、爱国爱滇的胆识和业绩。（朱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