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云南大学中文系退休老教授乔传藻先生的《映秋院日记》出第二版的信息，向乔前辈讨要了一本来学习，读完之后感慨良多，就顺着自己的思绪乱说几句。

《映秋院日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2版。后文称为《日记》）修订本全书将近32万字，共分四个部分，第一、二部分分别为“玉案山日记”（1957-1960年）和“映秋院日记”（1960-1964年），由乔老师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616篇（不知我个人的统计准确与否）日记构成。第三部分“一个人的历史”，是乔老师与云南著名作家张庆国先生于2017年2月9日进行的一个对话体访谈的文字记录。第四部分名为《晚自习札记》的附录则是乔老师一些有关人生、社会、文学等问题的思考结晶，可称之为思想火花的集成。

就发表出来的文本看，《日记》首先给人的突出感受确实是“一个人的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乔老师学生时代的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的实录，即个人的成长史。一般来说，日记是某个人在某一天所经历的事件和心理感受的记录，大多都具有明确的时间叙事线，“映秋院日记”也不例外。全书从1957年7月15日开始，这是学生时代的乔老师在昆三中初中毕业典礼的日子，7月30日参加最后一科升学考。8月初报名下乡到陈家营劳动当农民，学做农活。8月27号得到考取十四中的消息。9月23号十四中开学典礼，余下三年高中就在位于玉案山脚的十四中度过。1960年7月参加高考，考取云南大学中文系。1960年9月8日到云南大学报到。宿舍分在映秋院，教室在会泽院，在云大校园度过四年时光。1964年9月25日照大学毕业相。《日记》的记录不止于毕业，而是延伸到1964年底，因为1964年“全国有20万大学毕业生，为了堵塞修正主义在我国产生的可能性，中央决定：百分之五十的毕业生要去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为期一年的劳动锻炼。”（《映秋院日记》第282页）作为“宜良大学生劳动实习队”的一员，乔老师和来自省内外的大学生到农村劳动。《日记》终止于1964年12月29日。这些日记对乔老师个人具有重大的意义，是他人生之路印迹的实录，具有生动鲜活的生命质感，是可以还原、触摸得到的个人历史：原来少年、青年时的自己是这样的。通过日记，一个人可以“找回”曾经的自己。

除了对个人历史印迹的记录，对个人具有价值之外，《日记》还对学校、甚至对民族、国家的历史有着相当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在名人日记和普通人日记之间也许有程度的差异，但是基底的本质却是一样的，而且从普通人占据着人群的大多数而言，普通人的日记或许更能反映、记录时代、社会的基本生活面貌。

全书中占据时间和篇幅更多的是大学时代的日记，这也是本书被命名为《映秋院日记》的原因。1960年至1964年的云南大学怎样，个人的日记自然不能反映全貌，但是我们读者尤其是中文系的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很多云南大学的历史细节，见到很多生动的画面。比如那几年的党委书记是高治国，高书记在给学生作报告时题目是《养猪和杀猪的辩证法》，是针对学生食堂油脂供应能细水长流做的讲话。那时正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三年困难时期，如何让学生吃饱饭是个大问题，为此高书记下到厨房，守在大锅边，开了好些个现场会。比如寸树声副校长在会泽院95级台阶要为报到的新生“我”提箱子。再比如李广田校长对接到退稿信的中文系学生加以鼓励，告诉学生不要害怕接到退稿信，收到退稿信对于写作爱好者是正常的，这些话大大增强了学生们的信心。须知李广田在现代文学时期就是著名的“汉园三诗人”之一，是被写入了现代文学史的作家，其1962年创作的散文《花潮》写昆明圆通山春天海棠花开的盛景，1983年《云南日报》的文学副刊创刊时，借用“花潮”来为之名命名，一直延续至今，产生着不竭的影响力。

《日记》里还写到了好些任课教师，如教《现代汉语》的郑月蓉老师，单调乏味的一门课，让她讲出了无穷乐趣。1961年冬教《古代作品选讲》的傅懋勉教授，一篇《逍遥游》讲了8个课时没有收尾，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1963年春去为上《古代作品选》的另一位先生汤鹤逸搬家时，学生们从汤先生既多且杂的书籍中见识了教授学问的深广。中文系主任刘尧民开设的是《楚辞研究》课。王兰馨老师给学生上的是宋词课，1963年3月，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云大举行纪念活动，请王兰馨在大课堂（现今东陆园庆来堂位置）讲《红楼梦》，礼堂座位不够，很多人站在窗外听。这些记录让王兰馨老师隐藏在李广田夫人身份后的独立知识女性的身影鲜活地浮现出来。日记中提到最多的是教古典文学的老师们，除上述之外，还有当年乔老师的毕业论文《论唐人侠义故事》的指导老师张维骐。两则日记提到了教古汉语的黄钺先生，说其说话饶有风趣。还提到了教现代文学的岳文志老师形貌俊伟，讲课语声镗镗，富于情感。日记中还记载了班主任王开莲老师考取王力研究生，学生去为其送行的情景。学生们两次去张文勋老师家，一次去请张老师为学生做如何读书的报告，一次是张老师生病去探望。这两位老师在日记里的出现让我倍感亲切，王老师在我刚到云南大学工作时就在语言学教研室，教授《古代汉语》课。而张文勋先生的成就毋庸赘言，现在95岁高龄的老先生依然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其锻炼身体的身影在我们小区里时常可见。

《日记》的大学部分记录了不少学生们在学校的活动，给人影响深刻的是排演话剧。1960年4月19日全班出动去艺术剧院看由郭沫若编剧的话剧《武则天》，这是看，到了高年级就是学生们自己演，1963年5月4日，中文系排演的话剧《破旧的别墅》在大课堂演出。1963年11月30日，学校为纪念“一二·一”运动举办纪念晚会，中文系演出的话剧《中秋节之夜》大获成功，当中饰演父亲的杨振昆后来成为了中文系的教师，并担任过好些年的系主任，杨老师现在依然健在。那时排演话剧似乎是大学生们的一种常态，历史系毕业班排演了《候鸟》，中文系的《箭杆河边》也大获成功，物理系举全系之力排演过《年青的一代》……这是多么富有青春气息和文艺气质的大学校园生活啊， 不知当今21世纪的大学生对此怎么想，至少我这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是很向往、羡慕的。

《日记》的记录从个人到学校，再从学校到民族国家，时代生活的印迹留在了日记之中。《玉案山日记》记载的时间是最早的，那时的学生生活远没有大学时代丰富多彩，乔老师当年的笔力应也稚拙，但恰好是这段中学生日记可谓是时代社会生活的实录。关于劳动的记录贯穿在玉案山日记部分。先是初中毕业作者报名去陈家营当农民，学着薅草、挑水、挖地……。进十四中读高中后，为捐献拖拉机在玉案山挖排洪沟，去砖瓦厂挑砖，到昆钢挖轧钢车间地基则是为“千方百计，鼓足干劲，削平荒山，扩建昆钢”，支援农村大跃进帮农民种树、挑粪、种麦子、拔麦子，为除四害打苍蝇打麻雀，建土高炉炼钢铁等等。1958-1959年正是我国农业大跃进时期，随后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日记中记录了吃不饱、肚子饿还干劳动的情景。这一切仿佛是一份个人记忆中的历史档案，使《日记》具有了某种历史实录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以上所述主要限于历史价值，那么《映秋院日记》还具有重要的文学审美价值。日记原本应该重在实录，如前所述，《映秋院日记》确实也是个人、学校和时代社会生活的实录，但是由于作者自小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而又在大学接受了系统的中文学科教育，在记录时不免带着文学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因此使得《日记》带有浓郁的文学意味。通读日记，可以发现乔老师日后成为一个大学教授和作家的萌芽和胚胎，在这部日记中已有显露。

日记中有相当的篇幅是读书笔记，尤其是大学部分。1959年1月9号日记开头第一句话“收到《边疆文艺》稿费24元”把我吓了一跳，乔老师十几岁的高中生就在省级文艺刊物发表作品了？后来读日记中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的札记和上课的心得体会，慢慢地深信不疑了。还在初中时，乔老师就以“白果”的笔名在一些报刊发表过文章。在十四中读高中时，泰戈尔的《游思集》，高尔基的短篇小说，《王统照短篇小说选》《巴金短篇小说选》《许地山选集》《柔石选集》，孙犁的《白洋淀纪事》……等等是给了当年的乔老师深刻印象的作家作品。到大学时代，难得借到的《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让当年的乔老师如获至宝，福楼拜《一颗纯朴的心》的语言使人产生深深的共鸣。在外国作家中，当年的乔老师最崇拜的是契诃夫，契诃夫在大学阶段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并抄录有其格言警句。其他的作家作品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读书和写作贯穿了日记作者的学生时代，也塑造着作者的文学品格，1961年10月14日的日记是全书中最长的一篇，可以说这已经是一篇采用了分层叙述手法写作的小说了，其中的小说三要素——人物、情节和环境——一应俱全。这种文学素养的积淀也在不知不觉中体现于作者的语言表达中：“自习时间，我们都喜欢守在会泽院看书。会泽院，这是我们精神的圣殿……此刻，教室里唯能听见两种声音：同学翻书的声音，窗外桃花落地的声音。” （第143页）作者对位于图书馆西侧三楼的中文系参考室不吝赞美之词：“李金发带点夕阳光泽的诗句，我就是在这里读到的。肖洛霍夫写神鸡高唱的神奇文字，也是在参考室得见。在我的感觉中，中文系这方宝地，应是最美的风景。”（第184页）正如作者所言“写作，改变了心境。这样的快乐和甜蜜，唯有自己知道。” （第177页）著名作家汤世杰在为《映秋院日记》第一版所作的序言《书生清澈》中曾用“清澈”来概括乔老师其人其文，而之所以“清澈”的原因，在我看来，就来自日记本身所浸润和透露出的气息，那是一种纯粹的文学最本质的非关功利的审美特性。

可以说，《映秋院日记》就是一部文学作品。近些年，由于科学技术和时代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审美观念也在发生变迁，文学作品的类型也在更迭变化。“非虚构写作”就是一类比较新颖的文学作品，大型文学期刊，著名的《收获》杂志就辟有“非虚构”专栏。虽然目前出版的很多日记是记录者过往生活的一种无意识的个人书写，并不是今天倡导的有意识的非虚构写作，但是就本质来说，日记也属于一种非虚构写作。

《日记》中的玉案山日记部分还有一种浓郁的云南方言色彩，挑水的“钩担”，种菜的“一墒地”，“挖老板田”，“再不下雨，谷子就会一穗一穗瘪掉”（第15页），“挖土垡”，“咂烟”，“脱土基”……这些时代和地域色彩很浓的词句出现在行文中，让我等虽与乔老师隔代，但也经历过同样场景的，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就学于70年代的小、中学学生，现在读到就像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熟悉、亲切。这种方言色彩也可视为是《日记》的又一种价值吗？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记忆，《映秋院日记》中的好多地方现在有了改变，枇杷园、校内农场消失了，大课堂现在改建为庆来堂，图书馆建筑未变，但改叫怀周楼。新的图书馆与科学馆对峙于银杏道的东西两侧。会泽院、映秋院、钟楼还在。会泽院现在辟为云南大学历史博物馆，当年的一间间教室铺展、陈列着云南大学近百年的发展历史；这几年钟声虽未再敲响，但是钟楼依然耸立在那里，周围的油橄榄是当年王兰馨老师浇过水的那几棵吗？映秋院现在就是文学院和历史与档案学院的办公楼，内部房间修葺一新，已不复几十年前的简陋。现在的校园也是一种美的风景，春日里粉红的垂丝海棠花瓣飘落于小径，秋天阳光里的金色银杏叶像蝴蝶般飞舞。教师和学生们的住宿都搬离了校园本部，不知道晚上是否还有乔老师笔下的白色“月亮花”在开放。

这几年在不同的场合听到过一些有关云大过往历史的传闻美谈，现在读到《映秋院日记》的修订本，才知道这些传闻的来源处，深感自己读这本书的时间太迟了些。乔老师是我的前辈同事，1984年我从四川大学毕业由云南省教育厅统一分配至云南大学任教，就在乔老师所在的写作教研室当助教，除乔老师外，写作教研室尚有李煜华老师、陈丽卿老师和邓贤老师，他们都是我的指导老师，我协助每个老师都改过学生作文。那一段日子对我日后的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至今我看学生的作业时依然会情不自禁划病句和错别字，就是那时候锻炼的基本功。记得工作没多久，在听乔老师的课时，他在一教室学生面前叫我一声“降老师”，让我把作文本发给学生，让我感受、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和尊严，那时候我虽已大学毕业，但接受20世纪70年代小学5年高中2年的教育的我，尚不满21岁，胆子小得发愁自己以后如何登上大学讲台。两年后我考取代培研究生去读书，取得硕士学位后再回云大，在写作教研室没多长时间就调到其他教研室，专业和生活的变化，与乔老师他们联系变少了。但我还是知道乔老师成为了云南儿童文学创作队伍的领军作家，发表、出版了很多儿童文学作品，著作等身。大约20年前，乔老师荣休之后，因为教学、科研的诸多压力，我与老教师们的联系更为稀疏。但是我内心一直记得当年前辈老师们对我这个青年教师的帮助和鼓励，现在我自己也从小老师变成了老教师，日渐向退休年龄迈进，读到乔老师的这部日记，而且主要记录的是我工作了快37年的大学校园的著作，便写下这些文字作为纪念。（作者：降红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