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为乡村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但“返乡人才阻力大，外来人才掣肘多”的问题仍然存在，直接影响到乡村人才振兴的高质量推进。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各地一直将此作为积极探索、创新实践的突破口。2020年，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等共同开展文化产业支持乡村振兴工作，并在多轮调研论证后，开创性地提出了“乡创特派员制度”。

基于农村发展的特派员制度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产物。1999年，福建省探索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鼓励大批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直接参与农村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农村工作机制创新，该制度从一地发展成为全国性制度，实施20余年来，在推动乡村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取得显著成效。

虽然今天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已与20年前有所不同，但制度的思路、模型仍有延续，都是依靠专职人员、专业人士、专项投入，用上下对接、阵地前推、整合运作的方式，来解决特定领域中的实际发展问题。

作为乡创特派员制度的共同发起人和实际推动人，中国文化产业协会乡村文化创意专委会秘书长殷秩松认为，这一制度并不是简单的支持乡村振兴的产业项目，它既是一项“人才战略”，在目前全国多数乡村出现空心化社会结构、输血型经济的时候，通过人才战略来为乡村注入活力、注入智力、注入资源；也是一个“人心工程”，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就是提振当地老百姓的信心，凝聚人心，团结起来去改变乡村的面貌，是以农民为主体、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去推动整个乡村振兴工作的展开；还是一项“人气行动”，通过一个特派员的导入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连接更多的社会关注，让可以在不同角度帮扶乡村的人才资源（包括流量）都能够导入到乡村。

乡创特派员制度在浮梁建立之后，当年在浮梁县16个乡镇、143个行政村积极发挥现有资源优势，引导人才参加选聘，最终选出了第一批26名乡创特派员。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作为乡村“首席运营官”的特派员，与村书记、村委形成“双轮驱动”，充分激发和调动了特派员的主动性，根据自身优势并紧密结合所在村的资源，开展了高质量、有特色的乡创实践工作。

今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其中专门提出“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实施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建设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人才库”。通过调动广大的社会力量，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乡土文化建设。通过社区营造完善乡村社会治理，推动产业振兴，并鼓励农民参与其中，建构乡村新的治理体系，从而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文化产业特派员的应运而生，既有清晰的政策脉络沿革，也是客观务实的应时应需之举。在全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如何运用好文化的力量，使文化产业赋能乡村，带头人的作用很关键。

7月31日，在《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的指导下，河南省在信阳市光山县、洛阳市栾川县、焦作市修武县和济源市4个县市试点推行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为全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解决乡村引才难问题，还要在乡村人才需求市场上做文章，通过制度的完善、待遇的改善、服务保障的跟进、本土人才的培养等，激发乡村人才振兴的市场要素活力。

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是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乡创实践渐成星火燎原的趋势下，一项源于基层探索、群众需要、实践创新的制度探索，是对“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创新升级。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胡钰表示，广阔乡村，大有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更是为充满活力的文化创意人才提供了无比丰厚的土壤，持续深耕其间，生命之力得以释放，乡村之美得以绽放。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则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坚实制度纽带，让人才与乡村紧紧连在一起。（中国文化报 记者李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