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媒体报道了明通河在地下沉睡了35年之后，终于又重见天日。此乃明通河之幸也。明通河，全长14公里，流经东风东路、塘子巷、前卫营、再过小街、六甲汇入滇池。它的源头是金汁河的三元闸，曾经是昆明东部田地的灌溉水源。1978年，明通河还有灌溉、泄洪的作用，河底宽达6米。1983年以后，明通河被陆续覆盖，河变为沟，到1988年，明通河全部覆盖，成为泄洪、排污的下水道。

想不到35年之后——到2023年，明通河又得以重见天日。它像文物一样，出土了。且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市民面前，变得“明亮”又“通畅”。面对这一大变局，每个昆明人都会严肃地思考它带来的现实和深远的影响。

人类文明大多伴水而生，昆明，也不例外，是伴着盘龙江而生的城市。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或者文化差异，昆明的文明与水又有各自不同的故事。管子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在他看来，春秋时代齐、楚、越、秦、晋、燕、宋的民风区别，是各地“水”之所产，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而圣人治世，要以水为枢机。这是中国古人对水与国家、文化关系的一种认识。而在文明较早出现的中原的视角下，历朝历代，都强调了农耕社会对水利灌溉的执着追求，认为其影响了国家与社会的体制结构。

云南开发较晚，但水利，同样是历代云南统治者关注的首要事务。就昆明来说，唐代的拓东城、宋代的大理国鄯善府，就是建在盘龙江与金汁河之间，元代，赛典赤赡思丁从整治盘龙江、浚疏六河、海口河入手，治理云南，明、清到民国，执政者都要兴修水利，为后世留下大量的水利文献，如：《水道提纲》、《六河图说》等。就连文人孙髯翁，都有关于水利的著述。建国后，1950年起，人民政府都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把水利提高到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这个高度来抓。围绕水而开展的制度安排、经济运作、社会治理、文化互助、甚至军事行动等，包括洪涝灾害的治理、水利设施的修建、人工运河的开凿，在小小的昆明市都有体现，都和市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关于昆明市的水利，不仅有统一与富强，而且也有教训与灾难。清代，吴三桂的伪周政权，被清军团团围住，却能苦苦支撑半年之久，搞得清军精疲力竭，就是忘了封锁吴三桂开挖的运河——大观河，使外地粮食、给养通过水路源源不断运进昆明，后来，云南布政使王继文封锁了大观河，昆明一下子就断了粮食，吴三桂的伪周政权，不到半年，就土崩瓦解。1970年的“围海造田”，耗费巨大，却未发挥“造田”效益，反而使滇池地区的生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以后，又是排污肆意，覆盖河流随意，搞得民怨沸腾。所以，治水，是否以民为本，可以看出民心，决定其成敗。明通河的“出土”，为什么会引起昆明的广泛关注？其核心就在于此。

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环境和宜居城市的建设。昆明又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曾经也是水城，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河流被埋入地下，如：西坝河变成西坝路，篆塘河变成篆塘路，明通河变为明通路，以致年轻人只知路而不知河。使水城昆明的特色彻底消逝，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不明显。明通河的重见天日，开了个好头，希望昆明有更多的河流“出土”！最近，又有消息传来，说篆塘河也有望在今年“出土”，重见天日。现在，我们需要城市化和河流二者有机结合。不要再走填河修路、盖房这条老路子，而是要理解城市文明与河流、与水的关系，统筹兼顾，走出一条城市建设的新路。（评论员 周少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