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安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我们这代人一样，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使他有幸成为了一个文艺评论家，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有了为时代进步、为文艺繁荣工作的可能。他非常珍惜历史给予的机遇，不负韶华，不舍昼夜，奋力前行，撰写了大量有影响的文艺评论文章。
我很早就知道上海有这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1988年他和青年学者陈思和、王晓明两位主持人共同在《上海文论》推出“重写文学史”专栏，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对文学史已有定评的名著提出新的解读，推动了当时我国文学史、现代史、哲学史、音乐史、美术史的深入思考和书写，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影响到海外的学界，至今余波犹存。但我们真正交往时，已经进入了新世纪，都已跨越青年，步入中年。2002年文化部在厦门召开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议，那时我刚从文化部科技教育司调到艺术司当司长不久。就在福建鼓浪屿，他以急切焦虑的心情找我，言辞恳切，毫无保留给我介绍了基层院团生存、演出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实际困难。那时他已经到上海市文化局工作了四五年。我把他介绍给也新上任不久的、分管艺术的陈晓光副部长。陈晓光副部长听了他的汇报以后，非常感兴趣。陈晓光副部长非常信任他，多次在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引述他的观点。他俩同岁，后来成了知心朋友。2009年国庆创排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还特意把他调到北京，负责《复兴之路》的宣传工作。他不辱使命，尽管已经61岁，还是每天干到次日凌晨，出色完成了光荣复杂艰巨的宣传任务，受到大家的高度赞扬。那次我们谈话中，我深深感受到他对文艺的一颗赤诚、热烈的赤子之心。我还请他在合肥举行的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受到大家普遍欢迎的关于艺术创新的专家发言。其后，他每次出席文化部文艺创作会议，以及在各种座谈会上，都会为文艺院团、为艺术家的生存困境大声疾呼，对不符合艺术规律的错误做法，提出一针见血的批评和切实可行的建议。特别是对文艺院团改革中，急于、过度市场化、产业化的倾向，他不畏风险和压力，实事求是，完全以事实为依据，据理力争。他以自己的风骨和品格，为文艺评论争取了好名声。我在艺术司工作期间，他多次担任全国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终审、初审、剧本评委，文华大奖、中国京剧节评委。他品行端方，立场公正，持论公允，从不夹带私利。
他长期工作在文学和艺术的一线岗位，深知创作甘苦，兢兢业业为文艺院团，为作家、艺术家服务。他非常懂艺术，总是能从提高艺术质量的角度，为他们的创作出谋划策。上海以及全国的许多重要文艺创作成果中都有他的思考和建议。他不为名，不为利，从来不计较个人的进退得失。他乐于助人，急公好义，为艺术家解决房子、职称、工作的实际困难。大凡院团和艺术家有困难相求，他总会热情相助，很少推卸。因此，他成了许多艺术家尊敬的良师益友。
我所认识的毛时安不会虚与委蛇，是知识分子中做实事的实干家。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评论家的岗位。白天工作之余，利用一切的时间思考写作。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毛时安的文艺评论有着鲜明的、极具辨识度的个人风格，就是“在场”和“立场”。在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文学、文艺和文化中，他是从未脱离过“现场”一天的文艺评论家。他从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他的所有评论的素材和思考均来自文学和文艺的现场。到文化系统工作的前五年中，他先后看戏两三千场，时常深入创作第一线，和编剧、导演、主创一起讨论剧目，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的评论既有细腻的微观剖析，又有宏观的穿透。比如2005年荣登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榜首的那篇《我们的戏曲缺失了什么》，对文艺创作“缺血缺钙缺想象”弊端的犀利批评，一发表就在全国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专访。“三缺”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孙家正看到后，评价他“对戏剧现状的批评，甚为中肯”。据我了解，他发表的许多评论，当年文化部和中国文联的领导都会看。还有他在《文汇报》上提出的“文化包工头”现象引起中宣部领导的高度重视。此后，他又发表了《关于文化发展和文艺创作的四个问题及其思考》，其中提出的文艺“四浮”，对文艺与金钱、政府文艺管理的不足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再次引起文艺界的关注。他的评论来自现场，非常在地、接地气。他深知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来得多么不易，所以不遗余力，为优秀的舞台作品撰写大块文章，给予热情的肯定和鼓励。作为评论家，他不是一般的冷眼旁观的在场，他有自己坚定不移的文化立场，那就是不管时代和思潮如何变化，他始终坚持文化艺术的精神品性和审美格调。从这点出发，评价艺术作品。他主编赵化南、赵耀民、罗怀臻三位剧作家的剧作选，并且写了序言，不但写出了文化守夜人的共同甘苦，而且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他们的不同创作特征，文字也非常漂亮。
毛时安50年前起步的就是美术评论。1973年5月他发表了《众志成城，战无不胜——评油画〈铜墙铁壁〉》。1981年他作为在读大学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现实主义的局限和现代主义的崛起——关于创作方法“百花齐放”的探讨》，不久，《美术》杂志全文刊发，成为新时期引领艺术开放风气之先的重要文献。他酷爱美术，在他人生最迷茫的至暗时刻，他在自己的手抄本里画了大量的插图。他非常理解画家，他写贺友直先生幽默以外的善良，写方增先先生内心对艺术的孤独追求，写程十发先生游弋在艺术与时代之间的国画，写朱屺瞻先生的宅心仁厚……都非常到位。还有他对海派绘画的宏观阐释，气势磅礴，充满新意。他还积极参与了海平线美术展、上海双年展、精神与品格油画展等众多重要画展的策划和组织工作。
还有一点，就是他的评论文字非常有文学性和可读性。根据不同画种、不同画家，以不同风格的语言相对应。很少习见的空话、套话、大话，更不要说假话，只是老老实实地讲真话。时不时有如华彩乐段，赏心悦目的文字。
50年，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自己献给了文艺评论。他是中国文艺评论界的光荣，是文艺评论带有引领性的标杆。这些年，他的文章我断断续续有读，字里行间洋溢的真挚、善良、热情和平民理念，不仅有同感，还受教颇深。他的评论视野开阔，涉及文学（小说、诗歌、散文）、话剧、京剧和各种戏曲、音乐、舞蹈、杂技、影视、美术诸多艺术门类，而且都很专业。这样的跨界、跨行，学养深厚，而且很少虚言的评论家，现在确实不多见了。上海文艺界举办毛时安从事文艺评论50周年研讨会命名“呼唤真诚”，期待中国文艺事业有更多毛时安这样真诚的文艺评论家。（中国文化报 冯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