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绘画中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题跋。题跋的发展过程从简单到丰富，从单一到多样，是文学和情感对丹青的赋能，更深刻地提高了绘画作品的观赏性和文化价值。
我国最早的绘画可以上溯到岩画，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到汉代出现最早的题跋。汉宣帝为表彰股肱之臣，筑麒麟阁画11个功臣像，“署其官爵姓名”。但遗憾的是这其中并没有出现绘画者的名字，单只是为画中人物署名，其重在为画中人服务，旨在让观者能够了解画中人的行迹功业。
魏晋六朝时，对绘画创作权的重视才随着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而出现，也因此促进了丹青题跋破土而出。这一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第一轮收藏热，收藏当然是慕画家名而藏的，画中岂能不留名？画作中留有画师的名字，使人们对作品的观赏与画师联系起来，也为作品的传承留下了一定的依据，画师的名望由此而生。但是，直至唐代，画师署名还只是停留在画中山石树根之侧，即便是阎立本那样的大家也是如此。所以，人们在一幅画作前常常像捉迷藏一样费力寻找画师的留名。而且，由于当时的画作大多是呈给皇家用，所以画师在署名前还要加一个“臣”字，这也足显当时画师地位的卑微。
唐代也已出现概括画作内容的题字，王维在《山水论》中写道：“凡画山水，须按四时，或曰烟笼雾锁，或曰楚山云归，或曰秋天晓霁，或曰古冢断碑，或曰洞庭春色，或曰路荒人迷。如此之类，谓之画题。”这一四字格的做法，至今常见——用最简约的文字画龙点睛，引领观赏者领会画幅内容。
真正让画师堂而皇之地大加题款是宋元以后，明清时期大行于世。绘画终于摆脱只为官府服务的地位，开始在普通百姓中相互交流。这也依赖于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崛起，百姓在自家厅堂居室中悬挂书画蔚然成风。画作中落上画师姓名、钤印甚至题诗，完整地做到“诗书画印”四美齐备。由此，题跋成为画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登上艺术舞台。
“题跋”本来是书籍和文学用语，“题者，标其前，跋者，系其后也”，题也叫序，《滕王阁序》就是王勃为后面写的诗作的序言，只不过，这篇序反而比作为“正文”的诗更出名。王羲之《兰亭集序》也是为后面的诗所写的序言，人们后来把它作为书法典范而礼赞、学习，其实是用了“附加值”。序有时也出现在文后，作为一种补记，《指南录后序》即为显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也如此，洋洋大观，超逾正文。画作借此名称，也作“题款”。题跋是从画师署名开始的，后来有画名、诗词、跋文加入进来，有些是很简单的，有些是很繁复的，所以有长款、单款之分，又有诗与文之别，当然也有既有诗又有文的，以文记事，以诗抒情。单款通常只有画者姓名、年代，有时加上籍贯。古人对籍贯非常重视，至今还有书画家保持这一古风。长款则让题写者大有用武之地，可以对画者、作品进行点评，也可引发更远的联想，甚至成为一篇美文。题跋或文或诗，同时也是文学，而又是以墨笔题写，一并展示了书法和文学双重魅力，无疑更加丰富了画作的美感和文化内涵。
无论是山水、花鸟、人物等类绘画，题跋有画者自题，也有他人撰书，除了丰富作品内涵，还可以容留历史信息，看出创作者之间的友谊和交往故事，让人们识别真品、推断年代、解析流传过程。题跋的作用大矣。
一幅画作在历史流传中有时不断有题跋加入进来，绵延很长时间，成为中国书画的一个有趣现象。为绘画作品做题跋，是一件严肃的事，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全凭题写者与绘画者的交情关系。此外，元明以来画家多同时书艺精湛，亦兼擅诗，在画作上一逞才华，为后世留下多种艺术享受和考证依据。首先值得一说的是赵孟頫，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丝毫不弱于画。赵孟頫是山水、花鸟、人物的全能画家，所绘作品有《鹊华秋色图》《神骏图》等，自己只有一篇不大的题跋，后来却被清高宗一再题跋、钤印，几乎要把原作淹没，实在大煞风景。
明代沈周的《有竹庄中秋赏月图卷》为一横幅卷轴，画幅中并无款识，而是另纸书写长诗装裱一处，诗后记：“中秋赏月与浦汝正诸君同赋，汝正出纸索画小景，并书于纸尾。长洲白石翁沈周书于有竹庄之平安亭。”题字非常大，黄山谷长枪大戟的格调。读此跋，数位雅人高士集聚山水之间吟诗作画的情景如在眼前。画家自跋之末尚有小段空白，后又有清人孙承泽以小字跋为六行字，他写道：“石田先生中秋赏月之作，画如李唐，诗如白香山，字如黄涪翁，可称三绝。先生每历佳境辄作一图，如余所见《东园看花图》《山居煮雪图》《竹堂寺看梅图》《冬游虎丘图》，皆写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可比杜少陵自成都入秦诸诗。故内散出名画，唐宋以千余计，元四家绝少，明画惟见此卷。”
也有的画家反客为主，先作题跋后作画。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早年中进士，后流落江南，多有家国苍凉感慨，他在嘉兴鸳鸯湖所见物是人非，作《鸳湖曲》，文辞清丽，书法雅洁，共计360余字，洋洋洒洒，结末写道“右鸳湖曲壬辰三月下沅补此图”，曲是正事，画倒是添补的。当然，古代凡画者往往亦为文士、诗人以至官宦，以诗文为正宗，余事作丹青，这是可以理解的。
写在同一画幅中题跋文字最多者当属明代吴伟的《歌舞图》，画中有四男两女观看一小童跳舞，全幅一半多的幅面上有唐寅、祝枝山等六人题跋。其上还有清代乾隆皇帝的鉴赏印，估计实在无处再写了，否则这个爱在古画上题字的皇帝岂能轻轻放过？清代画家金农在其创作的《佛像图》上，用他风格独标的“漆书”围绕画像写满了文字，几乎是一部“佛教入华史”。清代书画家郑板桥也不遑多让，在一幅《丛竹图》的竹枝间率意抒情。郑板桥几乎凡画竹梅必题诗，而且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甚至可以独立存在。他认为题画诗“要有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固不在寻常蹊径中也”。他的题画诗，岂止是为画而作，简直是人生宣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需要大境界。（中国文化报 作者赵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