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重温云南抗战的壮阔历程，不仅是对民族精神的致敬，更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伟大实践的深刻总结。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结合部、最前线”的三重战略定位，以滇缅公路、南侨机工、西南联大等标志性事件，见证了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的顽强抗争。新时代，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战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云南人民抗战胜利的意义，为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云南人民抗战胜利的关键提供理论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意志，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这深刻揭示了抗战胜利的历史意义。在云南的抗战作为全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性在于“大后方”与“最前线”的双重角色转换。从战略定位看，云南既是支撑全国抗战的国际通道枢纽，也是阻击日军西进的最后屏障。1938年抢修滇缅公路，20万各族民众用锄头、扁担在9个月内完成1146公里的“血线”，创造了世界工程史上的奇迹；1942年果断炸毁惠通桥，以空间换时间，迫使日军止步怒江西岸。云南各族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的防线，正是对“全民族抗战”理念的生动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云南抗战中的领导作用，体现在战略预判、统一战线构建和敌后战场开辟三个维度。在战略预判与方向引领方面，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明确提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云南，中国共产党通过《云南日报》等媒体刊载了《坚持抗战》《保卫我们的民族》等文章，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1938年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为抗战指明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三阶段路径。滇军第60军在台儿庄战役中坚守27个昼夜，正是对持久战“以空间换时间”战略的具体实践。在敌后战场的创造性开辟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云南游击队在敌后开展破袭战、地雷战。1942年日军侵占怒江以西后，中共滇西地下党发动群众建立“抗日自卫队”。这种“正面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的模式，被国际军事观察家誉为“中国独有的战争艺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云南抗战从自发抵抗走向组织化斗争的关键转折。一是统战工作的突破性实践。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中共云南省工委通过“上层统战与下层动员相结合”的策略，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支持抗战。1937年8月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龙云在南京国防会议期间会面，龙云受到中共领导人抗日主张的鼓舞，决定云南出兵抗日，同时，中共地下党在滇军中发展党员，建立秘密支部，使这支“国之劲旅”始终保持爱国本色。二是国际统战的前沿探索。云南作为中国与盟军联系的唯一陆路通道，中共通过“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等组织，团结海外华人力量。3200名南洋机工中，1000余人牺牲在滇缅公路上，他们驾驶的卡车涂有“赤子之心”标语，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生动符号。三是文化统战的深远影响。抗战中后期的昆明，滇缅公路的硝烟尚未散尽，西南联大的教室里，由云南腾冲籍哲学家艾思奇撰写的著作《大众哲学》，以“卓别林的胡子”“牛角尖旅行记”“七十二变”等鲜活比喻阐释唯物辩证法，在抗战烽火中点燃了无数云南民众的思想火种，这本仅售两角的小书，以哲学之力重塑着边疆民众的精神世界。这一时期，云南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创办了《战时知识》《战歌》《曙光日报》《云南妇女》等刊物，在昆明设立了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等分店，广泛宣传团结抗战，传播民主爱国思想。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的呐喊、费孝通《乡土中国》对民族问题的探讨，均体现了文化统战“以理服人、以文化人”的独特作用。
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云南人民团结一心，为全民族抗战胜利贡献了云南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物质层面的全民动员，滇缅公路修筑中，妇女儿童齐上阵，打通了运输国际救援物资、支持中华民族抗战直至走向胜利的生命线。其次是精神层面的文化觉醒，西南联大师生大量创作诗歌、小说等抗战文艺作品，使抗战从军事斗争升华为民族精神的重塑。第三是组织层面的基层创新，腾冲乡绅张问德撰写《答田岛书》，严词拒绝日军劝降，基层无数民众也挺身而出自发支持抗战。这些历史事件，印证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论断。
讲好中国共产党在云南人民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必须要以党史等史料为关键支撑和基础，构建“文献—实物”的证据链。一是党史文献的深度挖掘。要跳出地方档案史料的局限性，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中挖掘云南抗战的史料。例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主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等原始史料，详细记录了云南各民族修建滇缅公路，南侨机工回国援助等历史事件，成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云南人民抗战的直接证据。二是实物证物的系统性保护。艾思奇在抗战时期出版的《大众哲学》和发表的相关系列文章、公开刊物《南方》发表的《民族团结与抗战》《石屏的救亡运动》《抗日烽火在澄江》等文章，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包括云南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进行抗日战争的历史见证。通过3D扫描技术建立数字档案，能让这些文物在虚拟空间中永续传承。
讲好中国共产党在云南人民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既是历史责任，更是时代使命。在新时代，我们更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战的重要论述为指引，用好党史资源，让云南抗战故事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教材，让伟大抗战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行。[尹仑 刘季 作者分别系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本文系2024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云南省基于博物馆开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ZX2024YB2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