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抗战、救亡图存的洪流中，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坚守教育救国理念，在绝境中坚持文化抗战，八载弦歌，铸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不朽丰碑。如今，那些留存至今的家书、日记与文稿，如同散落的星辰，串联起联大师生的家国情怀与个人悲欢。教授们的舐犊情深、儒者风骨和担当坚守，学子们的赤子之心、青春热血，在文字中鲜活如初，让我们得以透过历史的尘埃，触摸那段岁月里最真挚的温情与最厚重的敬意。

破碎山河中的画者心

——闻一多尺素间的默默温情

十几年没画画了，这一路却让我重新着了迷，足足画了五十多张写生呢！

“十几年没画画了，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这是1938年4月30日闻一多写给妻子的一封信。每一个字的背后，都隔着千山万水，藏着纸短情长。闻一多先生一路和西南联大师生“湘黔滇步行团”翻过巍峨的雪峰山，渡过清澈的沅江水，在苗寨的炊烟里感受人间温暖，在滇黔的险峻山路上触摸大地的脉搏。说来也奇妙，这千里跋涉非但没有磨灭他的热情，反而点燃了他心中沉睡已久的艺术之火——他竟然重新拿起了放下十几年的画笔。

一到昆明，闻一多先生就在四月末写给妻子的信里，像个发现宝藏的孩子般兴奋地分享：“十几年没画画了，这一路却让我重新着了迷，足足画了五十多张写生呢！”他的画笔记录的何止是山水？更是一个读书人在烽火连天时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对文化的坚守。朋友杨振声开玩笑说“你该带着棺材走”，成了他口中的趣谈。而最让他自豪的是，全程坚持走下来的教授，“只有李继侗、曾昭抡和我三个人”。这份自豪，不是文人之间的较劲，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用双脚走出的宣言——用最踏实的方式，去守护文化的火种。

1938年1月，长沙的天空已隐约听见日军的炮火声。为保住中国教育的火种，长沙临时大学作出了一个坚毅的决定——师生们将跨越三省，西迁三千余里，在昆明重建学术殿堂。在这场个人生死与文明存续的抉择中，闻一多教授毅然选择了后者。他推开家人期盼安稳的目光，婉拒好友顾毓琇提供的政府要职，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加入西南联大师生“湘黔滇步行团”，用双脚丈量祖国的山河，徒步走向希望的彼岸。

抵达昆明后，文法学院暂驻蒙自南湖畔。每当看到波光粼粼的湖面，闻一多总会想起远在战火中的家人。对武汉局势的担忧让他夜不能寐，他开始用学者特有的缜密，为妻子规划一场跨越千里的迁徙。在,5月26日信中，一条饱含关切的路线跃然纸上：“到广州住白宫酒家”“乘广九车至九龙住新新旅馆或六国饭店”“到香港中国旅行社买票”，连晕船该选“二日可达的法国邮船”还是“五日可达的太古船”都考虑周全。这份精确到旅馆名称和船期的路线图，比任何学术论文都来得严谨。学者式的理性背后，藏着一个丈夫、父亲最深沉的爱与焦虑。他动用自己的存款，向朋友“通挪”，甚至准备亲赴海防接应——所有这些缜密筹划，只为了在乱世中为家人撑起一把保护伞。

那些穿越战火的家书，每一页都写着“安心”二字。在信纸的边边角角，闻一多先生细细写着：到哪里该住哪家旅店、车票多少钱、路上该喝什么茶。他甚至亲手画好了路线图，好像这样就能为妻儿铺平道路，挡住所有的危险。当这位刚直的学者在信中写下“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时，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个在讲台上慷慨激昂的教授，而是一个也会软弱，也会思念的丈夫和父亲。正是这不一样且独一份的柔软，让这份家国情怀显得更加真实而珍贵。

闻一多的选择，从来不只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他一步一步走过三千里路，是在用脚步守护文化的火种；他重新拿起画笔，是在破碎山河中坚持记录美、相信美；而他为家人安排的每一步行程、比较的每一张船票，都是一个丈夫、一位父亲在乱世中所能给出的最深的温柔。

在炮火连天的1938年，这些家书成了他连接国仇与家恨、使命与亲情最温暖的纽带。闻一多用他的脚步、他的画笔、他的家书，诠释了什么是“刚毅坚卓”，什么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时最赤诚的担当。那些跨越千里的家书，字里行间皆是他对家人的深情，让乱世中的分离多了份踏实的暖意。路途虽远，每一步都是归途。当他封缄信笺时，南洋华侨捐赠的钟楼正传来整点钟声。三千公里外，他的妻子正将家书贴在心口，窗外长江呜咽东流。

从《楚辞》授课到唱本救国

——罗庸笔墨中的儒者风骨

倭以三十四年八月投降，西南联大十月仍在昆明，上课迄明年五月而止。

1947年腊月初八，昆明城里寒意渐浓。正是佛成道日，罗庸却伏案写下给母亲的祭文。“先母以庚辰岁正月十九日殁于诸暨唐厦……东寇方张，道途梗阻，未及奔丧，权厝山邑，荏苒七年……”七年前的正月，母亲在浙江诸暨离世，日寇铁蹄封锁道路，罗庸甚至无法回乡奔丧，只能将母亲灵柩暂厝异乡。一别七年，他在纸上泣血自责：“生不能飬，病不待翳，殁不视含，葬不临穴，椎心抢地，自视非人”。每一个字，都浸透了一个儿子在乱世中未能尽孝的沉痛与愧疚。

在西南联大，罗庸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他不只是讲课精彩，更是学生心目中真正的“君子之师”。他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化入日常教学之中。讲《论语》时说“仁者有勇”，他联系烽火连天的抗战，告诉学生什么是真正的勇气；讲《孟子》“养气”章，他鼓励年轻人涵养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在危难中挺直脊梁。

课堂之外，罗庸常说，读书人须有“士的风节”，要以完整的人格去承担文化传承的重任。他坚持“教师的言行要与教材合一”，深信“其身正，不令而行”。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抗战最艰难时，他主动变换文风，以笔名“陀陵”写下《汉奸自叹》《一门全节》这样通俗的唱本，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传播抗战信念——这是一个文人最真实的“文以载道”。

在他遗留的讲稿中，我们仍能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温度。那本《楚辞口义》的首页，有几行安静的题记：“倭以三十四年八月投降，西南联大十月仍在昆明，上课迄明年五月而止。是年余与闻君一多合开楚辞一课，余任上期讲离骚、九歌、九章，闻君任下期讲天问”。短短几句，映出抗战胜利的微光，记录下他与闻一多并肩授课的珍贵时光，更是一代学者之间惺惺相惜的见证。

1950年，罗庸病逝于重庆。临终之前，这位一生恪守学术与人格标准的先生，将未完成的稿纸一一投入火中——他不愿留下不成熟的文字误导后人。直至生命最后，他仍以行动诠释着什么是儒家君子，什么叫“修身以诚、行己有耻”。

万里孤征心许国

——郑天挺日记里的牵挂和坚守

近年生活日苦，然余除作学术文字，投之学术性刊物略得微酬外，尚无一文之兼职。此则足以自豪，而无所愧怍于任何人者也。

一封郑天挺先生收藏的蔡元培在北大四十周年时致蒋梦麟信件中曾这样期许：“今日之北大，足以当之。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敬以是为祝。”蔡元培坚信虽因战乱南迁、条件艰苦，但北大精神不息，并寄望于“他日重返故土，必大有可为”。在战火的岁月中，郑天挺先生用最沉默也最坚定的方式，坚定守护了北大和联大的灯火。

“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郑天挺在联大日记里反复写下的这句诗，是他一生的注脚也是他为国守道的誓言。国难当头，他毅然前行；夜深人静，他却总梦到远在北平的五个孩子。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等纷纷南下，郑天挺临危受命，“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他以一己之身扛起近十项职务，成为烽火中北大留守的最后一道屏障。在炮火逼近、人心惶惶的危城中，郑天挺最先做的，不是安排自家老小撤离，而是推开办公室的门，一笔一笔地核发南下学生的路费。每人二十元，这不多，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却可能是希望的前行。他亲自将钱送到学生手中，目光坚定嘱咐他们早日离平。随后，他又揣着教育部紧急拨发的专款，穿行于北平的大街小巷，叩开一位位教授的家门。他将救急的钞票郑重交到他们手中，并清晰告知南下的接应方式和天津的联络点，交付的不是钱，而是一份战火中的选择。直到11月17日，他终于安排妥所有师生的去留，自己才踏上南下的路。当他登上最后一班离开北平的火车时，他的五个孩子正留在亲戚家中——最大的女儿十三岁，尚且懵懂；最小的儿子才三岁，还不懂离别。多年后，郑天挺的女儿郑晏说：他也没有把我们托付给谁，就走了。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你每月上沙老师那儿去取100块钱，就是生活费。就这样，郑天挺把家交给了他13岁的二女儿郑晏。而他最深爱的妻子，已在年初的难产中永远离去。

1940年初，三校同仁们数次登门，诚恳劝说郑天挺出任总务长一职。他们甚至引用“斯人不出，如苍生何”这样的话，将学校的运转与他的出山紧密相连。郑天挺几度推辞，最终仍接下重任，视其为一种“牺牲”——“为免除校中纠纷……不能不作一牺牲”。自此，他成了联大的“大管家”，日记中不再有高谈阔论，却写满了细微之处的牵挂。1942年除夕夜，联大校园中已渐无人声。郑天挺却放心不下学生的游艺会，独自踏着冷风又回校查看。只见办公室空无一人，游艺室还未布置妥当。他遇到负责的学生张保福，那孩子惶惑地说：“游艺项目中变者甚多，天又骤寒，恐难满足同学之意。”郑天挺没有责备，反而温言安慰，直到对方情绪稍定，他才在寒夜里缓步归家。下雨时，他总望着窗外喃喃：“校中茅屋漏者甚多，心甚不宁”，眉间难掩忧虑；每月底，他必亲自督促发放薪水，一日不迟——只因他知道，“同人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

身为联大总务长，郑天挺手中经手的款项何止千万，他却像守护一盏脆弱的烛火般，谨慎而清白地持守着这份信任。抗战后期的昆明，物价一日数涨，教授们生活清苦。很多人不得不拼命在外兼职，写稿赚钱以维持生计。但郑天挺没有。他在日记中写道：“近年生活日苦，然余除作学术文字，投之学术性刊物略得微酬外，尚无一文之兼职。此则足以自豪，而无所愧怍于任何人者也。”他甚至对好友钱端升坦言：“除非真的穷到无立锥之地，我绝不会为那些小报写一个字！”说这话时，他的目光清亮而坚定。他领的是联大一份微薄的薪水，过的是一箪食一瓢饮的清简生活，却把所有的热忱，都献给了他的学生、他的学术、他心中的礼与义、家与国。郑天挺没有说什么大道理，可他坐在那，就是一种无声的教诲——让学生们懂得，什么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什么是“不欺暗室，不愧于心”。

家国赤诚奉丹心

——丁成志家书中的赤子之心

这个时候再完全为自己的学业打算而不愿离校为国服务，儿认为是可耻的。

“妈妈：屈指一算已有一月未得您老只字，儿心日夜忧念弗安……想及你老冷清寂寞，膝下无人侍候，偶一有恙，连捧汤送药都无人，儿思之焦痛难受”，写这封信的，是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的学生丁成志。他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全靠自己一边打工、一边读书，才艰难地读到大学。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像这样的家书，成了他苦涩生活中温暖的光——既是他对母亲最深切的挂念，也是一个乱世中漂泊的年轻人所能握住的温情。

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丁成志总是牵挂远方的母亲。每当战事吃紧，他总要想方设法给母亲送去平安的消息。滇西战火重燃时，他在信中安慰母亲：“连日报载敌军在滇西三路北犯，现场被我军阻竭迎头痛击中，你老可不劳念，因这次前线布防实力较上次雄厚且事先已有准备。”湖南战事最激烈的时候，衡阳保卫战已经持续一周多，日军甚至动用了毒气。他仍坚定地告诉母亲：“不遇政府为论为何当有一个全盘的计划，不用过于悲观的，要相信湘北第四次大捷迟早是要来临的。”那一封封家书，既是赤子对慈母的深情宽慰，更是一个时代里普通人对家国未来的坚定信念。

1944年底，丁成志深知“这个时候再完全为自己的学业打算而不愿离校为国服务，儿认为是可耻的”。他没有犹豫，毅然报名成为了一名随军翻译官。经过短短数月的集训，他便背上行囊，与部队一同开赴炮火连天的前线。最令人动容的是，当他决定投笔从戎时，为了不让母亲担心，他细心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译员现在的待遇非常高，儿在前线无可用钱之处，届时候可以寄款回来”。事实上，他深知战场的危险，只是不忍心让母亲为他担惊受怕。

他用一封封报平安的家书，默默守护着远方的母亲。在硝烟弥漫的年代，这些文字成了连接母子心灵的桥梁，承载着一个儿子最深沉的爱与牵挂。

这个西南联大的学子，这个自幼丧父、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的年轻人，选择用最直接的方式走向战场。他用行动证明：当国家需要时，联大学子不仅能提笔著文章，更能持剑卫山河。（作者李红英 系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